社会工作介入乡村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研究

——基于山西蒲韩乡村社区“三留守”服务的实践

1.社会背景：乡村治理困境

中国乡村治理一直是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焦点议题，进入新世纪以来，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惠农强农的政策文件与改革举措，学者们也从不同学科视角进行了深入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成效，但在实践层面上的治理效果并不理想。导致治理困境的缘由是长期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城乡发展失衡、行政化色彩浓厚、社会力量乏力的结局。

目前，在乡村治理思路上仍然属于发展主义范畴，片面强调经济维度的乡村发展，而忽视公共维度的乡村建设。在具体做法上，将乡村看作一个行政规划和经济意义上的区域，通过加大物质方面的投入来加强乡村建设，强调的是修路、通电、通网等硬件基础设施建设，而没有把乡村看作是一个基于情感与共同联系的社区，致使乡村共同体迅速解体，乡村认同感、归属感和凝聚力的极度消逝。近年来，贵州毕节留守儿童现象、湖北荆州留守老人自杀等问题的频发就是明证。

乡村社会凋敝和种地不挣钱，衍生出了长达30多年的农村人口外流，而且这一趋势在城市利益优先的思维方式下更加有恃无恐。近年来，在城乡统筹的发展战略指导下，村庄合并、农民上楼、土地进城、资本下乡等现象在全国各地复制上演，最终我们看到的是城市吃掉了农村，新农村建设越来越远离世人的视野。

长期以来自上而下的行政化管理手段，单一的管理主体，命令服从式的管理方式，演变成了“稳定压倒一切”的管控，并且以“一票否决制”的制度化形式合法化。文本中的以人为本和自下而上的提供服务只是空中楼阁。乡村治理在国家和农民之间缺乏类似市场、社会组织等民间力量的介入。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首次提出“社会治理”，而社会治理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加强服务。社会工作的本质即是为有需要的群体提供服务，由此看来，二者的目标高度相关。中国社会在由“管理”向“治理”转变的过程中，怎样有效地实现“善治”？怎样实现包容性发展？社会工作秉持助人自助的理念，运用专业工作方法与技巧，通过对弱势群体的救助、社区营造及乡村公共性的重构，对于走出治理困境不失为一项有益的探索。

2.蒲韩农民合作联合社概况

地处中条山下、黄河岸畔，素有“晋南历史名城”美誉的山西永济的蒲韩乡村社区，因当地村民自1998年以来陆续成立了多家合作组织，服务区域都在蒲州镇与韩阳镇，彼此互动频繁，合作密切，又共享“创建幸福社区”之愿景，遂自称“蒲韩乡村社区”。该社区覆盖蒲州镇和韩阳镇两个乡镇共计35个自然村，面积260平方公里，6520户共25800多人，蒲韩社区的社员共3865户，占两个乡镇人口总数的58%。蒲韩社区以农民协会为组织载体，兼顾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目标的综合发展，开创了一种“综合性乡村社区”的治理模式。

蒲韩合作联合社缘起于一个农杂店，1998年，谢福政、郑冰夫妇两人在黄河滩开办了农资店，主要做农机和化肥销售。做生意中，郑冰发现一些农民由于对于农业知识的缺乏，往往会花费一些没有必要的冤枉钱，甚至可能因为农药肥料的错误使用，直接影响到农业收成。于是，她萌发了创办“寨子科技中心”的想法，销售农资的同时为农民提供免费的农业技术服务，每季度开展技术培训和农业知识技能讲座，深受村民的欢迎与支持。因为进货的原因，郑冰频繁地往来于城乡之间，直观的感觉是，城市妇女的闲暇时间用于健身、旅行等休闲娱乐活动，生活的非常惬意与健康，提升了妇女的生活品质。反观农村妇女的生活则显得单调、贫乏。2001年，郑冰组织发起以文化娱乐为核心的妇女协会，虽然这一举措当时并没有得到村民的理解，但对于村民的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产生了极大影响。2003年，村里的各项活动全面展开，自然而然地就发展成为农民协会，并于2004年在永济市民政局登记注册。随后又先后组建了理事会和红娘手工艺社，围绕寨子村周围35个村开展了文化娱乐、环境卫生治理以及各项经济合作活动。2008年，通过理事会的讨论协商，确定了“经济+服务”的乡村社区十年发展规划，由此走上了围绕社区公共需求和专业经济合作两条主线展开的发展之路。2014年，合作联合社逐步发展完善，形成了由联合社、果品协会、农民技术培训学校、社资消费店和行政后勤几部分组成的组织架构，目标明确定为以服务村民为核心。

目前的联合社共有18名辅导员，每个辅导员分别负责2个自然村，这些辅导员的特点是来自于本乡本土、立志投身农村并有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联合社的工作涉及面广，经济类服务主要表现在农资统购、信用互助、有机农场等。涉及服务类的板块主要含妇女文化活动、农民技术培训、老年康乐服务及儿童教育。其共同特点是属于纯公益性质，不涉及经营活动，全部经费由联合社整体划拨。村委会和县乡政府对合作社的态度是不干涉。合作社的资金主要是来源于施永青基金和每户500元的土壤补助、有机农产品销售及自产手工艺收入等自我投入。

蒲韩农民合作联合社作为民间社会组织，在乡村建设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某些领域的实践具有深远的探索意义。中国社科院的学者杨团认为，蒲韩乡村社区已经成为拥有大宗农产品运销、有机农业种植、技术推广、农资购买、消费品购销、手工艺品生产与销售、信用合作以及老年服务、健康服务、垃圾处理、社区教育、农耕文化等多种功能齐备的综合性的“三农”协会。综合农协做到了农民共富、利益共享、城乡合作、社区稳定有序，而这正是我国破解“三农”难题所期望的主要目标。

3.社会工作介入乡村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的实践

2015年与2016年暑期，我们来到蒲韩乡村社区，针对当地的社区环境、农业生产、家庭结构、技术培训、合作社运作等情况进行了实地调研。在此基础上，从社会工作专业视角切入，运用小组工作、社区工作和个案工作三大专业方法，分别围绕乡村治理的三类主体——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开展了社会工作实务，由此构成了社会工作视野下的乡村社会治理与服务案例。

3.1成长伴你行：农村留守儿童小组工作

针对农村留守儿童，我们策划并全程参与了蒲州镇南郑村的留守儿童夏令营活动，招收了10名6—12岁的儿童，其中9名来自蒲州镇南郑村，1名来自永济市。活动开展时间为每天早晨9:00—1:00、下午15:00—18:00，共10天。其中，城市来的小朋友住在农村孩子家中，参加夏令营活动的每一户人家负责指导老师、志愿者和辅导员一天的午饭。正式开营前，利用两天时间对辅导员及志愿者进行了业务培训，主题是“团队合作、工作和生活及素质信心的培养”。目的是运用专业的价值观、知识和方法来回应农村留守儿童面临的问题。

3.1.1理论依据与价值意义

3.1.1.1优势视角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

优势视角是指把人及其环境中的优势和资源作为社会工作助人过程中关注的焦点，而非关注其问题和病理。强调将注意力聚焦于案主如何生活、如何看待身处的世界以及从自身的经验里寻找意义。优势视角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解决问题的力量与资源，并具有在困难环境中生存下来的抗逆力。该理论对于留守儿童社会工作实务的启示在于：在界定与评估留守儿童的需要时，应充分发掘其优势资产与优势资源，尽量避免将留守儿童“问题化”与“贴标签”。

社会学习理论的代表人物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学者班杜拉。观察学习与自我效能是该理论的核心观点。前者指个体通过观察来了解外部世界和他人行为，特定的刺激使得个体在自身内部进行比较，提供一种自我强化或自我惩罚，从而在行动过程中树立自己的标准。后者指一种信念，相信自己能在特定环境中恰当而有效地做出行为表现。该理论对于留守儿童社会工作实务的启示在于：留守儿童在其社会化过程中因为与父母长期异地生活，缺失了学习规范习俗的最好途径——家庭。又因为处于自我概念形成的关键期，来自同辈群体的影响不可忽视。在学校只关心“分数”的现实下，孩子的情感、个性、心理等方面的综合发展受到忽视。因此，如何改善留守儿童的亲子关系、引导人际关系以及疏导不良心理情绪等，是我们服务的基本方向和目标。根据该理论，我们认为，留守儿童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学习社会文化、知识技能、规范价值的过程。只要控制了外界环境就能对其行为起到强化作用，从而改变原有不良行为。

3.1.1.2“做中学”与“三生”教育

“做中学”是20世纪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提出的观点。他认为“做中学”即是“从活动中学”、“从经验中学”，将学校里知识的获得与生活中的活动联系了起来，儿童能从一些真正有教育意义和有兴趣的活动中学习，从而有助于他们的成长和发展。该理论对于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的意义集中体现在“三生”教育。

“三生教育”包括生活教育、生产教育、生态教育。其中，生活教育即帮助留守儿童了解生活常识，掌握生活技能，养成良好生活习惯，关心他人和集体，树立正确的生活目标。具体来讲，包括合作能力、人际交往、自信自尊、勇于担当、问题解决能力等。生产教育是指人与自然交往中获得的智慧。在今天城镇化与工业化的浪潮下，人们都在拼命的离“农”而去。即便是从小在农村出生长大的孩子，也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本次活动中生产教育的目的在于，让孩子在观察家畜与作物生长过程中体会到对自然的敬畏、生命的关怀、劳作的辛劳、收获的喜悦、自然的感动等朴实情感，从而形塑其完整而丰满的人性，体验到生产与消费的连续一体化。生态教育是指一个人一生中顺应自然的人性教育。其内涵极为丰富，包括生态知识、生态文化、生态安全、生态价值、生态工艺、生态文明等。本次活动中，通过走入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开展生态教育，使孩子们自觉形成一种为维护和保护生命而追求生态环境价值的人生态度。

3.1.2农村留守儿童小组工作方案

3.1.2.1小组目标

小组工作旨在促进成员间的互动，并运用团体动力来解决共同性问题及促进组员潜能的发挥。农村留守儿童的成长环境具有较大的相似性，组织开展小组活动，更容易让他们在相互接纳中互动、交流及合作性地解决问题。具体目标如下：

①帮助留守儿童认识农村社区、了解农业生产与传统工艺，建立乡土情感；

    ②加强家长与留守儿童间的交流互动；增进城乡孩子间的人际沟通；

    ③利用同辈群体的力量，增进留守儿童的自我认同，并纠正偏差行为；

    ④挖掘小组成员的潜能，提升自信心与协作能力。

3.1.2.2工作方法

①充分利用自然课堂和当地的风土人情，进行体验式学习；

    ②辅导员、志愿者与留守儿童一同反思成长历程，学会分享与感恩。

3.1.2.3小组特征

①性质：成长小组

    ②节数：10节

③地点与人数：蒲州镇南郑村9名留守儿童，1名城市儿童

表1  小组成员的基本情况

3.1.2.4小组活动开展情况

在为期10天的小组工作中，结合乡村社区的历史文化与自然风貌，开展了含生活、生产与生态在内的10节活动，每一节的目标与内容如下所示：

表2  小组工作内容

3.1.3小组工作总结与专业反思

3.1.3.1小组工作总结

本次小组活动实施分为三个阶段：前期筹备、中期执行、后期总结。小组活动前期，首先对辅导员和志愿者进行了业务培训，助其了解社区背景和工作对象。会议的基本流程是：活跃气氛——讨论问题——小组发言——相关事项的通知及安排后期工作。中期阶段，按照实践—反思—实践—反思的逻辑，及时总结前一阶段的工作经验，设计并调整后期活动。反思的主要问题是关于夏令营开展情况的信息反馈，如，夏令营存在哪些不足之处、前期夏令营的收获、给你印象最深的孩子、解决问题的方法等。会议的基本形式是将辅导员和志愿者分成不同的小组，组员就上述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并积极讨论，最后每组选出1名代表汇集小组意见与其他组进行交流。

与孩子们10天的交往经历，对于辅导员和志愿者来讲也是一种精神的历练和心灵上的洗礼，其间的酸甜苦辣与人生感悟也许受用一辈子、影响一辈子。我们在教育孩子的同时也在反省自己，彼此的分享和参与是对孩子和老师的最大回馈。

3.1.3.2专业反思

①理论指导下的小组工作实务

在为期10天的小组工作服务中，我们从优势视角出发来认识留守儿童，基于社会学习理论、“做中学”理论以及小组工作动力、技巧等开展“三生”教育的服务工作。我们从优势视角出发，根据乡村社区丰富的乡土教育资源，深度挖掘了当地的特色事物，将乡村社区传统文化和自然农耕农事相结合，提炼出具有浓郁地方特色和贴近社区生活以及符合儿童身心发展特点的“教材”，开发设计出含文化历史、自然生态、社区认知、农事常识等方面的教育单元。通过小组工作实务及体验式游戏，不断地带出小组服务的主题，寓教于乐，达到培养孩子情操的目的。即，利用乡村文史资源培养留守少年的文化素质，利用团队优势发现留守少年的自我价值，利用乡村自然资源对留守少年进行公民教育，利用农村社区活动培养留守少年的乡村情感。这种做法也暗合了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提出的四个经典性教育哲学命题：教育即经验的不断改造、教育是一个社会的过程、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不仅极大地释放了孩子的天性，而且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留守儿童的家庭关系、锻炼了留守儿童的抗逆力。 

②小组动力评估

首先，小组氛围。本次小组活动中，小组氛围经历了一个由“低—高”的过程，虽然后期由于排练演出组员间产生了一些小摩擦，但总体还是慢慢变好的趋势。小组活动刚开始时，由于彼此间的不熟悉，表面上看小组活动进展的非常顺利，但是，孩子们明显处于一种完成任务的被动状态，气氛并不高涨也不融洽，甚至可以说是比较低沉的。特别是由于小组成员年龄上的特殊性与差异性，孩子们的理解能力、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都开始显现。面对挑战，我们的做法是，一是灵活调整活动方案，更加注重小组活动内容与具体情境设计的多样化，以提升组员参加的新鲜感及注意力的投入程度。二是辅导员、志愿者与孩子们共同制订了小组规范，在游戏规则的约束下小组活动得以顺利进行。尤其是到了中后期，由于熟悉度的增强，小组活动的凝聚力与归属感逐渐提高。

其次，小组规范。在小组活动开始之前，我们制定了一系列小组规范要求组员必须遵守，主要有以下五点：其一，小组活动项目的选择需要民主投票决定，少数服从多数，不能因为不遂自己的心意就不参与活动，这是小组成员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其二，在小组活动的开展中，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矛盾，孩子们不能自己带零食或者玩具；不能在活动中抢夺别人的东西，应做到彼此谦让。其三，由孩子们自己选举一个班长，两个小组长，必须服从自己选出的负责人的指令。当然负责人也需要与组员通过协商来完成任务，其中班长角色是固定的，而小组长可以根据孩子们的特长，不同的活动性质随机调整。这种规范让孩子们意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不再是一个服务对象，还需要尽其所能帮助其他组员。由“助人自助”转向了“助他”。其四，户外活动课需要一个大孩子照顾一个年龄较小的孩子，共同负责任务的完成及小孩的安全。

再次，小组沟通及互动。本次活动的小组性质，总体上讲属于同质性，9名组员均来自周边不同村庄的留守者，文化背景、社会阶层、家庭结构、生活经历等状况大致相同。但在同质中也有异质的表现，基于活动的初——增进城乡孩子间的互动与了解，来自城市的小W通过自愿报名的方式加入了团队。这样组员就有机会了解不同的观点与生活方式，存在的差异让组员看到了更多的选择、出路与应对策略。如，活动刚开始时的自我介绍环节，在别的组员语无伦次，甚至部分组员私下里活泼开朗，但上不了台面的情况下，小W非常清晰、大方地向大家介绍了自己来自哪里、兴趣特长、家庭组合、联系方式等信息。作为小组中唯一有手机的城里孩子，非常乐意与他人分享。同样，小W也意识到了农村孩子的成长环境、乡村生活与自己的差异。这在无形中提供了一个组员间自我确定、互相观摩与分享的学习机会。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中提及的观察学习与自我效能在此得到了验证。另外，在小组沟通及互动方面，除了每天在活动中积极鼓励孩子们发表意见外，志愿者和辅导员也会利用午餐时间与其监护人进行交流，以便更好的了解每位组员的性格特点，利于小组工作的开展。

3.2能量加油站：农村留守妇女社区工作

2004年之前，郑冰领导的妇女文化活动中心一直局限于跳舞等活动，随后联合社计划将妇女活动扩展到经济领域。因为蒲韩社区紧邻“西厢记”、“鹳雀楼”等历史典故景点，所以，依托优势旅游资源，开发民间手工艺品市场。旨在帮助农村妇女创收和居家就业，其营销策略是“永济红娘，手艺自救”。旋即，永济市红娘手工艺合作社成立。目前，周边35个村的265名妇女加入了该组织。每人以1000元/股的方式入社，每人的股份控制在5股以内。其品牌是全手工纺线、编织到成品完成的“红娘”系列的粗布床单、棉被、布艺品等百余种产品，充满了乡土气息却又制作精良，产品远销国内外。
  调查中发现，当地妇女文化活动起步早且开展的较好，所以相较于其他社区，妇女们普遍表现自信、注重生活品质，而且家庭地位较高，不少家庭的性别角色分工发生逆转——妻子外出务工、丈夫留守持家。但是，祥和氛围之下，社区中留守妇女这一特殊群体也随之印入我们的眼帘。事情的起因是，在做留守儿童活动时，每天中午到一户参与者家里吃饭，与房东闲聊时常提及村中“不幸”的留守妇女。出于职业的敏感，我们分别在下寺村、南郑村、北郑村、寨子村访谈了26位留守妇女。归纳了留守妇女“不幸”的原因，主要是夫妻关系或亲子关系出了问题。

3.2.1农村留守妇女家庭关系描述

在夫妻关系上，按婚龄分类各有特点。第一类，婚龄30年以上的年长留守妇女。一般年纪大的留守妇女与外出打工的丈夫关系比较稳定，但是，夫妻关系随着常年的分居两地，感情越来越淡漠的现象明显。留守妇女与丈夫即使经济上允许也很少沟通交流，常常感觉“无话可说”。虽然婚姻的稳定性较高，但实质上她们对于丈夫每天的生活并不了解。第二类，婚龄10-30年的中年留守妇女。她们与丈夫的婚姻关系最容易出现“红灯”，虽然访谈中一些留守妇女以面子为由都将关系归为无变化，但据街坊邻居介绍，中年留守妇女与丈夫间的关系出现问题的比例远大于其他年龄段。这一时期上有老人需要照顾、下有孩子需要抚育，辛苦的生活让她们往往忽视远在他乡的丈夫感受及精神慰藉。而中年丈夫由于进城打工时间的延长，与妻子间在生活追求、经济地位、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异质性越来越大，尤其是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后，但凡外界有一点风吹草动，就极易在情感上出问题。事情发生后，留守妇女有的选择隐忍继续过日子，有的则选择离婚。在农村，离婚后的妇女在住房、土地、子女抚养等方面会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待遇，基本权利无法保障，这是调查中值得注意的问题。第三类，婚龄10年以下的低龄留守妇女。她们的夫妻关系相对较好，婚前选择一起外出打工，生孩子或者家里有事时重新返乡，待孩子1岁左右交由家中老人抚养，就会继续出去。一同打工增加了年轻夫妇情感的稳定，且由于互联网的普及，分隔两地的夫妻俩基本也能做到随时随地聊天、视频。交通及通讯设施的完善促使彼此间的沟通较多，反而减少了见面时吵架的频率。

在亲子关系上，表现出的问题高度一致。一是外出者对于孩子的关心仅限于衣食住行等物质层面，很少涉及心理或情感，而且会因为常年不在家尽力花钱补偿的现象。访谈中B女士说道，“每当丈夫回家时，女儿都会觉得父亲非常陌生。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每年就见他爸那么几天，那么小的孩子也不懂啥事，难免和他爸不亲，我们也没有办法，她爸只能加倍宠她，只要她爸在家，她要啥她爸就给买啥”。活动中发现有的留守孩子花钱大手大脚，无计划也缺乏自控力。二是父亲在孩子重要成长阶段不在家，对于不同性别留守儿童的影响有所差异。如果留守者是男孩，缺失了性别参照学习的对象；如果是女孩则明显缺乏安全感。三是平日的沟通主要靠电话维系，交流的频率少，而且交流的内容无一例外是询问孩子学习或教其听话，很少谈及彼此的生活，更不善于表达思念的感情。四是欠缺教育能力。E女士说，“我没啥文化，现在孩子上学，学的东西我也不会，只能指望老师，有时老师也管不住。我很少打骂孩子，还是得给他们讲道理。我现在就是担心他们缺人管教和辅导，我就希望他们好好学习，不能将来像我们一样”。五是基于经济上的考虑，暑假期间一般不会让孩子来城里探望，理由是“你的身高已超过1米2了”。父母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亲手毁掉了处于自我认同关键阶段的留守儿童丧失了外出体验、开拓眼界的机会。

3.2.2农村留守妇女的需求评估

    表面上看留守妇女面临的问题是丈夫外出务工导致夫妻关系倾斜或亲子关系的疏离，但实质的根源则在于生活压力和精神孤寂。因此，我们将农村留守妇女的需求分解为以下两大方面：

3.2.2.1改善夫妻关系与亲子关系

Z1女士说，丈夫刚开始出去打工的时候，她经常难过的想哭，但是现在已经习惯了，她时常担心丈夫在外面的安全和收入。Z1女士觉得每当丈夫回家，孩子会更听话一些，“其实是孩子和父亲生分了，一年就见那么一次，有些害怕他们的爸爸。爸爸想和他们亲近，但是也不知道咋表示，就是给买东西”。

40岁的Y2，丈夫在陕西做装修工，育有一儿一女，儿子上高一，女儿上高二，目前与儿子女儿共同生活在一起，家里的收入主要来源于丈夫打工。“目前最烦心的事就是与俩孩子的关系，儿子平时在家很少也很难与人交流，有时候说他两句，就能吵起来。我脾气不好，孩子不听话或者在学校犯了错，要么训斥，急了甚至动手打孩子。女儿虽然比较听话，如果跟她起了冲突也会动手打”。

W3女士觉得丈夫外出打工对整个家庭关系的影响是比较负面的，孩子的陌生感，夫妻情感的日渐淡漠都让她觉得心酸，然而她还是希望丈夫外出打工，“向我家这样的情况，不打工根本没法过像样的日子，孩子都在上学，都需要钱，不打工真是没有办法，只能忍”。

F4女士平时与丈夫的沟通方式主要是利用微信，有事的时候就打电话，“原来不知道为什么，和丈夫在微信上聊天的时候还好好的，他一回家，我觉得他呆不了多久又要走，留下我一个人心里郁闷又委屈，反而还经常吵架了”。F4女士觉得自己的生活无聊，吵架虽然不至于使夫妻关系受到极大的打击，但丈夫总不在家，一回家便争执不休，觉得很烦躁。关于这一点，F4女士自己也觉得非常困惑。孩子“孩子每天上学了，我忙完地里的活和家里的事情就没事干了，所以有时候太无聊了脾气总是不好，也和孩子吵架”。

丈夫务工期间，J5女士很少去看过丈夫，“他工作很忙，我去了也是打扰他，而且外面啥东西都挺贵的，不花哪冤枉钱”。当问到是否担心丈夫自己一人在外面时，J5女士说：“担心肯定的，我最担心他身体和安全问题，有没有吃好饭，这个月生意怎么样，当然……情感上也是有一点担心的，毕竟现在外面还是挺乱的，我们又不能在一起。”

3.2.2.2生活困境和心理安抚

B6女士在遇到困难和麻烦时，主要有公公婆婆帮忙，娘家人在农忙时也来帮忙。一些独居的留守妇女要么花钱雇人，没有钱的街坊邻居帮一把。她觉得如果有专门服务留守妇女的组织，无论是政府办的还是自发成立的，对留守妇女的生活状态都会有所改善。

L7女士的丈夫外出10多年打拼，开了一家颇具规模的饭店。日子刚刚有了好转，婚姻却亮起红灯。丈夫在外面找了“小三”与妻子离异。离婚后，L7女士表示，“生活太无聊了，没盼头，有个工作干就好了”。

G8女士，南郑村人，丈夫外出打工2年后，杳无音讯，G8女士还有一个3岁的孩子，公婆身体不好，家庭经济困难。生活就意味着艰辛。村里人对此唏嘘不已，“孤儿寡母的真是太难了，一个人带着个娃照顾俩老人，她是个好人，就是命太苦了”。

38岁的K9，与丈夫结婚七年，育有一个5岁的男孩。“公公患有严重的老年痴呆症，每天躺在床上，没有行动能力，话也不会说了，吃喝拉撒都需要别人帮忙。婆婆年事已高，腿脚不是很方便，勉强能照顾自己。我的母亲年事已高，常年一个人待在家中。自己一个人要照顾三个老人和一个小孩儿，还要干活种地，一睁眼忙到黑，挺辛苦的”。

E10女士认为，村委会对于改善留守妇女的境遇，尤其是家庭关系方面可以说是杯水车薪，“家家的情况都不一样，丈夫又不在家，咋管”？如果要有专业的社会组织，她希望能在孩子教育问题上提供帮助，也可以闲时为留守妇女培训一些创收的技能，“当然，要是能在附近建些工厂，能让外出打工的丈夫回来工作，这才好”。这是E10女士最大的希望。

P11女士说村里没有专门帮助留守妇女的机构也没有社工性质的社会组织，遇到困难一般就是街坊邻居帮个忙。她希望能在留守妇女的心理安抚上给予一些帮助，“有事儿才与丈夫联系，丈夫每年过年时回家一次，每次回家能呆4、5天的样子。目前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情感的缺失，平时除了干农活就是打麻将、看电视。现在生活都还行，吃穿不成啥问题，但是有时候看到别的人家一家团聚，自己就一个人心里还是挺难过的”。P11女士希望他的丈夫能平安，挣到钱，一家团聚。

3.2.3“三社联动”模式对农村留守妇女困境的介入

“三社联动”是指充分调动社工、社区、社会力量参与农村留守妇女服务实践，构筑联动的社会支持网络，并贯穿落实于服务目标、服务规划与服务践行中。其中，社会工作者运用专业的理念和方法，为留守妇女及其家庭提供技术化服务；社区搭建互助平台，调动社区居民踊跃参与，深入发掘在地化志愿服务，让留守妇女在社区内获得心理抚慰与精神关怀；社会的社会性职能在链接资源、营造和谐文化氛围等方面发挥作用。

近20年来，蒲韩农民合作联合社陆续开展了科技培训、儿童教育、妇女文化活动、有机农场等活动，在当地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及群众影响力。所以，我们规划以蒲韩社区为基础，进一步融入社会工作者和其他社会力量，实现村落间、村民间的相互帮助与支持，最终构建新农村建设的样板——睦邻社区。

3.2.3.1服务目标

①构筑“三社联动”的援助模式；构建农村留守妇女能力建设、社会支持与心理调适三结合的的支持网络。

②改善亲子间的紧张关系，重建亲子和谐；提升孩子的学习兴趣与学业成绩。

③提高夫妻间的沟通能力，实现家庭成员的良性互动。

3.2.3.2服务理念

①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是指人们从社会关系网中得到的、来自他人的各种帮助。社会支持分为正式支持与非正式支持两种，在促进个人的生活适应、生理心理健康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农村留守妇女一人扛起养侍父母、抚育子女、农业生产的重担，心理压力大、精神负担重，比常人更需要来自邻里、亲友和社区的帮助与支持。本案例中拟构建一个“三社联动”的社区援助模式，以改善留守妇女的家庭关系和生存状况。

②增能

增能理念帮助我们认识，留守妇女之所以处于弱势地位，并非她们自身有缺陷，而是由于长期缺乏参与机会所导致。社会工作者的作用在于，以留守妇女的能力建设为中心，促使其与环境的积极互动过程中获得对生活空间的掌控能力和自信心，以及促进环境资源和机会的运用，帮助留守妇女获得更多的能力。

3.2.3.3服务实施

①根据留守妇女的多元性提供差别化服务

家庭生命周期理论指出，不同阶段家庭成员的角色与发展性任务不同（见下表）。留守妇女的家庭结构不完整及家庭功能的缺失，给家庭成员的心理均造成了冲击。如前所述，我们按照婚龄标准将留守妇女家庭分为三类：

婚龄10年以下的低龄留守妇女，孩子一般处于学龄期（6-12岁），面临的家庭发展任务如果不能顺利完成，首先需要社会工作者对社会转型期的特殊家庭——“父亲缺位家庭”进行评估；明确这一阶段分居两地的年轻夫妻基于理解的有效沟通的重要性；亲子之间需要建立恰当的家庭规则，如，学习时间、金钱的使用、结交朋友等。尤其是祖孙三代同堂的主干家庭，祖辈的溺爱也是造成留守妇女亲子关系紧张的源头。需要建立一种同时顾及自己、他人和所处情景“表里如一”的沟通方式。

婚龄10-30年的中年留守妇女，孩子一般处于青少年期（13-20岁），该阶段承受的压力最大。夫妻关系处于随时有变的状态，子女处于“青春叛逆期”，外界的任何一点压力源都有可能成为家庭解体的最后一根稻草。国外学者司登堡将家庭生命周期每个阶段的婚姻满意度连成一条曲线，而中年夫妻的满意度处于U型曲线的最低端，急需社会系统的介入。如，链接各类组织资源给予经济、生活上的援助；组织志愿者开展“四点半课堂”活动，辅导孩子的学业，弥补家长教育能力不足的缺陷。

婚龄30年以上的年长留守妇女，孩子一般长大成人外出工作。此时的留守妇女要么孤守家中，要么隔代抚养带孙子。“留守”与“老化”同时到来，如何应对？调查中发现，当地还没有建立正式的留守妇女组织，社会工作只是听说过但还很少涉及留守妇女服务，可以说，留守妇女在家庭关系的改善和日常压力的舒缓方面是缺乏指导和帮助的。需要在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参与，共筑留守妇女社会支持网络。

     表3  留守妇女家庭生命周期与发展任务

②进一步发挥社区社会组织的作用

调查显示，蒲韩联合社已有的组织曾经开展的活动对于帮助留守妇女改善生活起到了支持作用，如红娘手工艺社。妇女们利用农闲时间按订单加工，工作时间机动灵活，工作地点就在家中，织布的工具和原料由合作社提供，收入来源于合作社的年底分红。因为红娘手工艺社的作用是多功能的，所以访谈中，我们鼓励妇女走出家门积极入社，扩大社交圈。居家就业不仅开发留守妇女的自我潜能、体现自我价值，而且一个自立、自强与自信的女性，对于人生的感悟、家庭关系的改善都会有一个新的视角。另一方面，通过内引外联，扩大产品的销路。

③鼓励留守妇女参与村庄治理

传统村落在费孝通的笔下是一个“熟人社会”，乡村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体现出亲疏、等级的“差序格局”。但是，今天的乡土中国发生了千年未有之变局，空心化村庄与原子化村民使得村庄显现出凋零与衰败的景象。作为村庄治理主体——留守妇女如何作为守护与建设家乡值得思考。

一是丰富与活跃乡村社区的文化活动。村民只有意识到乡村的文化价值，才能产生文化自尊与文化自信，最终增强乡村社会的凝聚力和乡民的归属感。

二是积极参与社区治理与公共服务。结合当前农村社区建设的形式要求，以蒲韩农民合作联合社为重要载体，从社会生态系统的角度，充分整合资源进行社区营造。解决社区问题，并建立社区发展的长效机制。

④开设留守妇女学堂

早在2006年，蒲韩联合社就以发展社区为宗旨开办了农民学校。其背景是，随着大量青壮劳动力外出务工、老人逐渐退出农业生产领域，留守妇女成为村里务农的主力军。相较于男性，女性务农的劣势在于，受教育程度与技术掌握能力偏低。因此，农民学校关于农业新品种、新技术的传授与新信息的传播主要针对留守妇女的特点而展开。在原有基础上，需要进一步针对能力建设，在服务的外延范围与内涵容量上更加丰富。

一是进行家庭教育能力建设。针对留守母亲，围绕亲职教育开设教育讲座，增强妈妈们的家庭管教技能，减轻教育孩子的无力感。针对孩子，持续开展暑期夏令营活动，同时考虑在平时增设“四点半课堂”，通过志愿者一对一、或一对多的辅导方式，增强孩子学习的自信心。

二是家庭沟通能力建设。针对夫妻与亲子之间的沟通障碍，开展个案辅导。帮助留守妇女掌握正确的沟通方法及沟通技巧，减少家庭矛盾冲突，预防家庭危机发生。

3.2.3.4服务评估

暑期过后，留守妇女社区工作顺利结束。综合评估整项工作的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①活动结束后，不少妇女表示，自从加入红娘手工艺社，既打发了无聊的时间，又在每次学习中学到一些新知识、交到新朋友，还能为家里创收，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F4女士说：“因为生活忙忙碌碌，有事可做，丈夫回来反而很珍惜和他在一起的时间，很少吵架，而且心情好了，也很少与孩子争吵，更愿意和他们多聊聊天，感觉家里人关系比原来好多了”。

②会同妇女主任，积极联络村委会，为G8女士申请到了低保名额。虽然数量有限，但给予受助者心理上的抚慰则是无限的。

    ③一次活动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为了持续推进留守妇女家庭关系与生存困境的改善，我们规划今后将在社区内外为留守妇女营造更好的发展环境及服务机制，促使服务常态化。如，成立留守妇女互助小组，一人有难，八方支援；运用现代化通讯手段，建立爱心服务热线，即便某个项目结案了，社工或志愿者依然可以通过微信、QQ等方式与村中留守妇女探讨孩子的教育问题、婆媳相处之道等。

3.3“醉”美夕阳：农村留守老人个案工作

3.3.1农村留守老人的多元需求分析

社会工作实践的焦点是人。由于不同类型的留守老人在居住安排、婚姻状况、健康状况、隔代抚养、劳动负担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所以，该群体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与多样性。调查中发现，作为“环境中的老人”，其需要产生于和环境的互动过程，所以，需求呈现出一些共同性。

①留守老人的生物需求

子女外出务工在影响留守老人日常照料可获得的同时也降低了照抚质量，一件极不起眼的小事都有可能让他们手足无措，陷入困境。首先，经济供养出现困难。在我们调查的200位老人中，156人患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病，如心脏病、高血压、轻微中风、老年痴呆、关节炎、骨质疏松、肾病、糖尿病等。同时患有两种及两种以上慢性病的老人达到110人，仅有44人身体基本健康。由此决定了医疗支出占据他们日常开支的58%以上，对于收入低且不稳定的农村留守老人来说，无疑是一项沉重的经济负担。其次，对于机能弱化、疾病处于高峰期的老人而言，日常生活自理能力也随之下降。调查中，88人的人行动缓慢，46人出现行动困难；86人属于亲人负责饮食，但对饮食质量的要求就降低了，对于他们而言，一日三餐成了负担；随着年龄的老化，骨头僵化、柔韧性与活动灵敏度也随之下降，起床穿衣都困难；伴随身体功能的弱化及记忆力衰退，老人外出活动的频率大大价格低了。更为严重的是，外出不便则意味着与外部世界的接触切断了，精神生活随之亮起红灯。

②留守老人的心理需求

心理需求一般是在血缘、地缘基础上形成的亲朋邻里提供的关怀及社区给予的帮助，而婚姻状况和子女的孝顺程度是影响老人是否孤独的重要因素。调查显示，社区内的老人有70人丧偶，其中34人处于独居状态。有些老年人因为身患疾病，家庭关系紧张，遭到子女的冷落，晚年凄凉。我们认为，心理需求与受教育程度、物质保障等因素具有相关关系。在所调查的200位老人中，112人属于文盲半文盲，74人接受过小学教育，受过中学教育的有10人，高中教育2人，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因此，与他们相适应的社会文化活动相应较少，大多数老人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电视机前度过的，生活单调乏味。从他们的月收入来看，146位老人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32位在1000-2000元间，还有22位老人靠子女供养。不同收入水平呈现出不同的需求层次，月收入偏高的老人，更希望在户外活动、人际交往、健康知识普及等方面加强服务。总体而言，农村留守老人面临精神慰藉的区隔化，所面临的发展性任务大多属于心理性的，急需在变化中学会应对“失去”。

③留守老人的社会需求

在一个青年导向的社会，老人都是老年歧视的受害者。一是社会角色的转换让老人感到社会价值的的终结；生理老化的不可逆导致老人不可控的“失能”，进而感到自身价值的失去；丧友、丧亲、丧偶是不可回避的人生事件，带来的是对生命价值的困惑。二是社会关系疏离。由于留守老人生活半径狭窄，与外出子女及其他人员缺乏沟通，与孙辈之间存在代沟。另外，留守老人既疏离社会，也被社会疏离，其自我整合也尚待完成。三是社会服务缺失。目前，国家在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社会服务设施及服务质量差强人意。留守老人所在的农村社区无论是居家养老，还是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的覆盖面都很低。村级集体经济财力有限，社会组织没有发育起来。因此，能够给留守老人提供的资源有限，保障能力微弱。四是老人社会地位直线下降。相比传统社会的“长老统治”，如今老人的社会地位发生逆转，“养老”文化日渐式微，养老的社会基础发生巨变。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村留守老人，没有工资收入来源，经济供给来自外务工的子女，仅能维持生计，无法满足日常照料与精神慰藉。五是社会歧视老人。留守老人已是垂朽之年，无法对社会、家庭做出贡献，相反还要被赡养与被照顾。在未富先老的境遇下，在一个崇尚年轻人的社会里，老人可能已经成为“负担”。

3.3.2农村留守老人服务的供给现状

社会工作强调“人在环境中”。农村留守老人身处的社会环境分为微观层面的家庭、中观层面的社区和宏观层面的社会。三个层面对于留守老人均产生了相应的影响，同时，留守老人作为行动主体又有其自身的生活体验及应对策略。

在中国农村，长期以来老年人养老都以家庭为主，子女即便成家后也会与老人同住或住在附近，可以帮助老人处理生活中的基本需要，这带给老人一种被爱感与归属感。但是，始于20世纪末期大规模的人口外流导致传统赡养关系中的提供者和接受者发生了空间上的分离，直接造成家庭养老真空。传统“家庭中的老人”，随着家庭结构、家庭关系的变化导致养儿防老的家庭功能弱化。如此一来，农村留守老人既要经历个人生命历程转变，也要经历家庭生命周期转型，面临艰难而艰巨的“双转换模式”，老龄社会和老人边缘化同时到来。

社区背景是社会工作关注的焦点，当前时空情景切换下的社会巨变对于农村留守老人的日常生产与生活产生了强烈冲击。农村老人的生活空间和活动空间高度重叠于社区。村庄空心化与人口过疏化导致“空巢社会”显现（陆益龙，2015）；邻里亲友的互助日趋理性化；农村基层组织养老缺位。这一切意味着“在地养老”的社区力量减弱。“社区中的老人”在悬殊的城乡差距与区域差距面前，基本上是缺位的。无奈之下，老人自养和配偶照护扮演着重要角色。

三种力量影响养老资源的配置：国家作用、经济力量、社会行动。国家作用决定了向什么人、提供什么样的服务；经济力量关联着谁为服务买单；社会行动涉及谁来提供服务。目前，农村面临“养老结构”的断裂和堕距：为留守老人提供的公共服务明显缺失；供给的服务之间缺乏协调机制。目前，中国千名老年人拥有的养老床位数只有26张，养老的刚性需求甚为迫切。但据《中国老龄社会与养老保障发展报告(2014)》显示，“医疗保障发展指数”是惟一及格的项目。

农村留守老人问题大多发生在个体、家庭和社区等领域，但问题的根源则在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层面。快速转型的乡土社会呈现四个特征：文化趋于个人主义而非集体主义；家庭结构趋于核心化和小型化；过时的老人知识与经验；社会地位低下。如此看来，社会选择了“离开”、“抛弃”老人，农村留守老人相比城市，其服务供给现状更加堪忧。

3.3.3供求矛盾下的社会工作服务输送

我们的工作设定在三个层面、两种方法。微观层面上社会工作者以引导者的角色帮助农村留守老人提升对日常生活的实际控制能力；中观层面对应的是人际关系层面，帮助留守老人扩大社会交往范围，巩固己有的社会关系，将社会交往关系转化为社会资源加以运用，缓解心理上的孤独无助感；宏观层面对应的是留守老人的社会参与层面，重点在于挖掘自身潜力，并争取属于留守老人自身的社会权利。两种方法是指个案工作与社区工作。

3.3.3.1留守老人的个案工作

①案主背景资料

案主高奶奶，68岁，性格内向，小学文化，2年前老伴因心脏病突发离开了。家中其他成员有1个女儿两个儿子，小儿子在20岁时因车祸身亡，大儿子外出打工，女儿居住在附近村里。案主是低保户，每月300元的补助，2014年脑梗导致下半身行动不便，长期服用高血压和脑梗药物，在生活方面部分不能自理。子女由于各有家庭脱不开身，每月每家出200元共400元，找邻居照看。高奶奶性格内向但很要强，不愿主动与别人交流，因身体行动不便导致心理有一点自卑，容易对周围人产生误会，旁人的一句话或一个行为，都会引起高奶奶的猜忌和否定。常常一个人独处，在家中院内来回走动活动身体，除与邻居有简单的交流外，跟其他人沟通较少。大儿子的媳妇每隔一段时间回来一趟，但经常会与媳妇因为一些小事起争执，日积月累，彼此间的矛盾越来越大。从2013年老伴去世开始，因心情没有得到调整，导致脑梗发作，引起腿脚不便。可以看出，高奶奶身体出状况的同时，情绪中也带有自卑、消极、无助和无望。

②案主问题预估

    第一，经济收入偏低。现有收入仅够维持生计，无力支付医疗费。

第二，人际关系紧张。首先表现在与子女关系不良甚至有恶化趋势；其次因性格内向，与周围人交往甚少。

第三，身体健康状况不良。而且因此导致自卑、孤独、怀疑等心理上的负面情绪。

第四，环境适应不良。丈夫去世后，生活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子女不在身边，在建立新的人际关系和适应新的生活方式上表现出无所适从。

③服务目标

    第一，联系子女，改善家庭关系以及互动沟通模式。

第二，联系社区，为案主制定个案工作方案

第三，通过认知行为疗法，改善案主负面的思维方式

第四，重建自我，适应环境。

④服务实施

第一阶段，改善家庭关系。通过面谈及多次的电话沟通，高奶奶的子女表示会经常来看望案主，并商议定期接老人到儿女家各住一段时间，共享天伦之乐。安慰案主安心养病，有什么困难及时告知儿女。在社工的帮助下，双方的沟通有所改善。但由于初次见面，案主显得较被动，但从会谈内容来看，案主试图为解决问题作出努力，而不是一味的选择逃避，这是一个好的开端。

第二阶段，制定计划。社工会同乡镇、村委会、子女、邻居与敬老院，根据案主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各方认同的服务方案，全力帮助案主脑梗后带来的生活不便及康复计划。本次会谈基本上实现了预先制定的目标，即帮助案主进一步提高自我认同感和对敬老院的归属感，巩固案主观念上的转变，意识到观念转变对生活的正面影响。与此同时，工作员根据案主的实际需求为其提供有效资源，并利用专业知识和技能帮助案主提高与人交往和表达自我意愿的能力，鼓励案主积极主动的适应目前的环境并采取适当的行动。

第三阶段，改变负面情绪及行为。通过认知行为疗法，帮助案主正确分析问题，让其认识到遇到困难是无可避免的，不是个人能力差的原因。协助高奶奶对自己的感受、行为有更深入的了解，改变错误的想法及其不良情绪，尽量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与案主交流中意外发现，以前，高奶奶热情好客，有很强的责任心，乐于帮助别人。了解这一信息后，决定挖掘案主优势，促使案主在行为上发生积极改变，主动与其朋辈群体进行交流并从中获取有效信息。心理状态也不再那么消极悲观，精神状态已经有明显的好转。

第四阶段，适应环境。本阶段帮助案主正视并接受自身身体状况及主动适应环境，使其意识到改变对于自己未来生活的积极影响和正面意义，提高自我认同感。鼓励村中其他老伙伴时常来探望高奶奶，交流聊天，积极融入新环境，建立新的关系网。

个案工作结束后，叮嘱志愿者根据需要定期回访，同时，密切关注老人的情绪，巩固前期治疗效果并制订未来计划，使其在未来有一个持续的适应与进步。

3.3.3.2留守老人的社区工作

农村社区养老相较于城市，政府的资源投入明显不足。在人力、物力、财力都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开展服务？相对而言，社区自我服务、老人自助与互助较为现实。通过建立、健全社区支持网络，发动社区居民参与社区照顾，为老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居家养老服务。其中，社会工作在评估与问题解决的实践中扮演重要角色。

①充分发挥养老的自我保障和互助作用

2012年，蒲韩联合社建立了一个居家养老组织——不倒翁学堂。学堂日常运转的资金来源于20%的公益资金投入及每位老人每月交纳的200元费用，招收对象主要是一些没有自养能力的高龄老人。不倒翁学堂每日的工作流程是：早上负责老人的早餐，餐后带领老人进行一些活动。中午为老人提供午餐，餐后为老人提供午休的场所，午休后带领老人做轻微运动的健身操，操后自由活动直至5点结束。

利用此平台，我们建议进一步发挥农村留守老人的自我保障和互助作用，扩展服务内容，实现弱者帮助弱者，让爱传递的目标。一是目前在村中，体力尚可的老人依然在从事农业劳动，相比起城市老人嘎然而止的“退休”，农业是一项慢慢“退休”的行业，所以，农村老人具有逐渐“离开社会”的优势。对于尚可干活的老人，鼓励他们进行土壤改良，学习有机技术，引导科学种田，实现老有所为。二是为社区内不能自理的独居老人提供外展服务。通过牵线搭桥，负责为这些老人寻找可以照顾他们的中年妇女，作为回报，中年妇女可以收取一定的服务费。三是今天的乡村社会依然延续着传统“人情”，一些身体状况较好、精力较佳的低龄老人愿意辅助照顾高龄老人的衣食住行，识字的“精英老人”给大家念报纸、讲国情，这是目前农村养老非常现实的做法。四是要求老人子女定期来学堂和老人一同参加活动，并且帮助护老者做饭、洗衣、洗碗等，以体验养老护老的辛苦及义不容辞的义务。

②完善农村社区居家养老的分类服务

作为社会中的老人，会受到包容的或隔离的深刻社会影响；作为个体，在生活中体验到的老化具有差异性和共同性。根据我们的调查，生活照料与心理孤独是农村留守老人面临的两大难题；服务需求的层次是，物资需求→身体健康→精神健康。从老年人口的特性来看，他们习惯于生活居住在熟悉的环境中，离家不离村，因此，社区居家养老就成为首选。

工作中我们以老人身体状况为标准将其分为三类，分别提供不同形式的居家养老：第一类，身体状况良好、年龄在60-75岁之间的低龄老人，实施发展性服务。这部分老人本身就是社区里的人力资源。鼓励他们做义工照顾高龄老人，挖掘潜能，关心社会、体现积极的人生观，按照自己的规划将生活过的有滋有味。第二类，身体虚弱、75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实施预防性服务。这部分老人的子女工作繁忙，日常起居需要照料。家人上班时可将老人送至不倒翁学堂进行日间照料，晚上回家休息。第三类，身体状况不良，实施治疗性服务。这部分老人的子女不在身边无人照料，应送到敬老院，饮食起居由专人护理，尽量避免老人与社会脱节以保持健康心态。

③开展符合老年人特点的社区文化教育活动

从社区文化特色出发，以老人实际需求为导向、以传统文化为载体、以联合社文化为重要抓手，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区老年文化活动。通过设计并组织多种多样适合老年人的康乐文娱活动，为来到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老人增添生活乐趣，提升其社会活动参与程度，降低老人生活中的空虚寂寞感。依托中心服务场所，如棋牌室、娱乐室、桌球室为老人提供多样化的休闲娱乐活动；组织各种康乐文娱性小组活动，增强老人社会支持网络；以中心为依托开展文娱性社区活动，使社区中的老人可以更多参与，发挥所长提高自信。

在社区教育咨询方面，一是发展老人兴趣，促使老人透过老有所学，实现老有所乐。开设多个适合老人的课程，如文娱类、园艺类、保健类等。招募老人报读各类兴趣班。二是学习成果定期进行展示，扩大影响，营造社区学习氛围。并制定激励机制，颁发结业证书。三是为老人及其亲属提供相关养老政策咨询、法律法规等业务咨询。

4.社会工作介入乡村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的反思

当前中国农村正处于迅猛的社会转型期，农村经济社会结构分化日益加快，农村社会形态及社区性质都发生了巨变，由此所产生的矛盾和问题是原有体制难以解决的。社会工作以其专业能力、专业方法及专业价值观在乡村社会治理创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具有极大的发展空间。蒲韩农民合作联合社的探索是将社会力量纳入乡村治理，形成了多元主体协调互动基础上的共治。

4.1社会工作嵌入乡村治理的思考

近年来，在由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型的过程中，社会工作开始由过去的城市专属逐渐进入乡村社会，首先遭遇的问题是如何协调与行政力量主导的乡村治理的关系？

从历时性视角来看，乡村治理经由集权行政管理到放权民主管理，再到能够吸纳多元力量参与的社区治理，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过程，蒲韩乡村进行了民间组织型社区治理的有益尝试。这种治理是在原有村庄边界范围内开展的，将合作社、专业协会的发展纳入乡村治理框架，在乡村设置综合性的基层农协，确立其法人地位，以农协为主体参与社区治理，同时借助市场中介的机制，在自愿交易的基础上，从流通环节获取必要的盈余用于乡村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这样就以民间力量实现了对乡村社区的治理与服务。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参考价值：

一是实现了乡村共同体的重构。近30多年来，中国社会在生产力发展、物质产品丰富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是，现代社会发展到今天已进入贝克笔下的“风险社会”，由各种矛盾纠纷与利益摩擦而导致的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在蒲韩乡村，社会工作对三留守人员的服务干预，使得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治理与公共服务的意识及行为有所改变；可持续运作的互助平台搭建起来；社区精神慢慢养成，给人们的生活提供存在价值和现实意义。二是实现了乡村社会自我治理能力的提升。通过培育民间力量，积极引导专业社会工作投入乡村治理，不仅维护了利益主体的利益，而且逐渐形成了现代社会自组织的网络体系。三是实现了社工、社区、社会组织参与机制及参与方式的扩展。通过制度化与非制度化相结合的方式实现共同协商，达成社区共识，使乡村治理更加富于民主性与开放性。进而社区成员在互动及沟通中形成信任，在交往中形成互惠机制，在共同参与中形成社区意识。四是实现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初步合作。目前我国的国情是市场强力冲击下的农村空心化和农民原子化，国家与农民之间呈现悬浮与背离。怎样改变这种局面？农民协会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作为农民与国家和市场的中介，综合农协对于提高农民自我发展和乡村建设起到重要作用；作为农村基层正式组织的乡镇与村委会之间的桥梁，综合农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达成自治与共治的框架。

4.2 农村社会工作本土化的意义阐释及发展趋势

社会工作的优势是可以独立于当前的政治体制，在专业理念和伦理价值的指导下，运用专业技术和方法独立自主的开展工作。但是，调查中我们也发现，蒲韩联合社的实践一定程度上存在“号称乡建运动但乡村不动”的现象。究其原因，一是说明当地村民参与的普遍化、日常化、生活化、基层化还远没有达到；在农村，社会工作的社会基础培育将历经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二是社会工作服务的落地应做到“因地制宜”。每个地方具有不同的文化风俗习惯，社工在需求评估时尽量结合当地文化开展活动。明确形成怎样的社区氛围，培育哪一种类型的社区组织等。三是社会工作作为西方特定社会结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习惯所形塑的产物，一旦进入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特殊的制度环境与文化情境，如何规避因为不适应而导致的水土不服显得格外重要。既然本土化是一个“化”的过程，就需要回到中国社会现实中去观察、体会与发现，在中西方文明之间寻求本土的定位。

中国社会发展中涌现出的农村三留守人员是现代化进程中的结构性问题，在缺乏国际社工经验借鉴以及国内又未纳入主流社工视野的情况下，其未来发展趋势是什么？我们认为，一是在政府行政力量仍然强势主导的情势下，政府面对当前农村大量存在的社会顽疾而愿意另辟新径时，将给农村社会工作带来极大的发展空间。二是农村社会工作未来的发展状况也取决于专业自身水平的提升，即能够发挥专业优势服务乡村弱势群体及营造社区公共空间。三是目前社会工作对于农村而言依然属于“奢侈品”，政府将主要的人力、物力与财力投放于城市，近年来火热的“政府购买服务”就是明证。我们从发端于乡间的综合农协作为主体参与公共服务供给，看到了另外一种可能意义，即，不仅重新整合原子化的乡村人际关系和衰败的道德文化，重新凝练乡村社会的社区精神，而且实现了自下而上的自主发展与自上而下的政府支持相结合。

由此看来，未来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应在两个方面持续发力：一是在人力资源、教育培训等方面进一步健全农村社会工作制度保障机制；二是鼓励和支持非政府组织和农村自组织的发展。非政府组织是除政府和市场以外的社会“第三部门”，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市场的失调，非政府组织将逐渐成为社会服务领域的主力军。农村自组织是农村社会的内源发展机制，对于培养村民的自主发展能力、社区互助合作、社区民主参与、社区整合等有着重要的作用。随着政府执政理念的转变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逐渐成熟，农村社会工作未来的发展将会沿着职业化→专业化→精细化的路径演进。只要农村社会工作发育完善起来，农村中弱势群体服务与乡村治理就有了“落地”的渠道。

感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1级MSW学生辛国欢、2014级MSW学生古婷婷、鲁汉杰、王冰楠为本研究的顺利实施所付出的辛苦劳动！

参考文献

查尔斯﹒H﹒扎斯特罗.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约翰﹒杜威.我们怎样思维：经验与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班杜拉.社会学习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Dennis Saleebey编著.优势视角——社会工作实践的新模式[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

叶敬忠、吴惠芳.阡陌独舞[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晏阳初.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M].北京：商务出版社.2015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杨团.山西永济蒲韩乡村社区的综合农协实践.南方周末.2013-3-29

案例使用说明：

一．教学目标

（一）适用课程

    本案例适用于农村社会工作和社会工作实务课程。

（二）适用对象

    本案例适用于社会工作专业本科生与社会工作专业研究生。

（三）教学目标

1.掌握知识点

   （1）社会工作与社会治理的关系；

   （2）农村三留守人员的服务需求；

   （3）农村三留守人员的社工服务模式。

2.能力训练点

（1）学会分析农村三留守人员的服务需求；

（2）学会策划农村三留守人员的服务方案；

（3）学会发展“三社联动”的社区援助模式。

二．分析思路

1.案例从当前中国乡村治理困境入手，指出根源缘于在国家和农民之间缺乏市场、社会组织等民间力量的介入。由此引出社会工作的本质即是为有需要的群体提供服务的观点。

2.走入蒲韩社区，针对农村三留守人员，运用个案∕小组∕社区三大方法，分别开展了成长伴你行、能量加油站、“醉”美夕阳服务工作，并对工作中的优势与劣势进行了专业反思。

3.当前我国农村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农村社会形态及社区性质都发生了变化，在原有体制难以解决矛盾和问题的情况下，社会工作嵌入乡村治理，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多元主体的合作与共治。

三．关键要点

1.乡村治理困境背景下社会工作的作为；

2.农村留守儿童社区教育的特殊性；

3.“三社联动”社区援助模式对农村留守妇女家庭关系干预的尝试；

4.农村留守老人居村养老模式的选择。

四．建议的课堂计划

    本案例安排2学时，课前要求学生阅读相关文献与资料，课堂上分小组讨论进行案例分析，教师进行知识归纳与总结。具体安排如下：

1.案例回顾：10分钟

2.分组讨论：30分钟

3.集体分享小组讨论成果：30分钟

4.学生提问与教师答疑：20分钟

5.教师总结与归纳：30分钟

五．思考题

1.如何理解社会工作与社会治理的关系？

2.农村留守老人居村养老的特点是什么？

3.“能量加油站”汇集了哪些农村留守妇女的社区支持网络？

    4.农村留守儿童夏令营小组活动体现了哪些社会工作服务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