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浙沪区域发展模式与经济制度变迁
本文利用发展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及比较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长江三角洲区域内江、浙、沪两省一市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制度变迁进行了实证分析，力图揭示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模式和制度变迁方式的特点及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刻画出21世纪初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本趋势。
1978年以来，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所谓"一制多式"的格局，即在相同的社会基本制度前提下，区域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多种不同的模式。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泛指江苏南部、浙江东北和东南部、上海市)就出现了"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浦东模式"。事实上，这些不同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与不同区域的经济体制改革或制度变迁方式是密不可分的。本文的目的旨在研究长江三角洲地区中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与制度变迁方式的特点及两者内在的互动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展望新世纪初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前景。
一、区域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理论概述
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制度变迁通过调整制度安排的效率来影响经济增长。恰当的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包括亚当·斯密在内的一大批经济学家认为，促进经济增长所必需的主要是正确的制度结构；在这种制度结构的条件下，并不需要过分担心进行努力的愿望、知识积累和资本积累等问题，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人的本能反应，当然，上述因素也可能为错误的制度所抑制。因此，在缺乏有效制度的领域或地区，或者长期处在新旧体制转轨时期的地区，制度发挥作用的空间极大，改进制度所带来的效率是最高的。一般说来，制度变迁通过如下机理来影响经济增长：(1)制度变迁改变制度安排的激励机制，改变制度安排的效率，从而影响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质量；(2)制度变迁改变贸易和专业化的范围，使组织经济活动的途径和方式发生改变，从而影响经济发展的广度和深度；(3)制度变迁扩大了允许人们寻求并抓住经济机会的自由程度，一旦人们抓住经济机会是可能的，经济增长就会发生；如果机会减少了，增长也将开始停滞。
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又会反过来影响制度安排的效率，进而产生制度变迁的必然性：(1)经济增长产生了新的稀缺性，需要新的制度安排来配置资源，以尽可能消除这种稀缺性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损失；(2)经济增长产生了新的技术性机会，需要新的制度安排来使机会最有效地转变为经济效益；(3)经济增长产生了对收入或财富的新的再分配的要求，需要新的制度安排加以调整，等等。简言之，制度安排发挥效率的基础和条件发生了变化，原有的制度安排就会变得不相适宜。为对新的经济社会条件作出反应，社会成员就会尽力修正制度安排(或者是惯例或者是所有权)。而采取什么样的制度变迁模式是由不断变化的制度需求因素和制度供给条件共同决定的。
对于同一个制度安排，不同区域初始条件的差异将使得各自区域实施这一制度安排的成本和收益大不一样。一个区域制度变迁的初始条件决定了这个区域制度变迁的启动点和发展方向。同时，初始条件决定了何种力量将成为启动该区域制度变迁的主体。如果某一经济相关主体在当地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特别突出，则该主体必然会是制度变迁的主体，或是制度变迁的混合主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制度变迁的决定因素会随着当地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而变化，一个区域的制度安排也会因此而不断演化。同时，制度变迁的主体也会逐渐转化。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不同的经济相关主体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会随之发生变化，作为一个区域制度变迁的主体的地位与作用也会随着改变。经济发展中的强势力量最终会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主体。
区域间制度安排的差异使得一些区域的经济主体在一定阶段获取高额的"制度租"成为可能。一方面，不同的制度安排并行，使得制度变迁主体可以利用各制度安排的差异获得制度上的相对效率，当某个区域率先实施某项制度安排时，其他区域与其相比时会表现出巨大?quot;制度落差"，这种因制度创新带来经济发展的先发优势会给这个区域带来巨大的"制度租"；另一方面，为追逐同样的制度租，其他区域的制度仿效会使这种制度租逐渐分散，直至为零或直到一项能获得更多制度租的新的制度安排产生。
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来看，一个地方的制度变迁方式可以分为需求诱致型和政府强制性。前者是内生的，后者是强制供给的，正如斯韦托扎尔·平乔维奇所指出的："总的来说，社会制度的变迁是对内部或外部力量作出的反应。前者改变游戏规则，让个体能够更有效地达成因为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而可能形成的契约性协议。后者是由'白马骑士'凭空强加于社会的游戏规则的变迁。"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不同地方经济发展的初始经济结构差异较大，经济发展相关主体的力量对比也大相径庭，经济发展的制度调整路径也就大不一样。
区域制度变迁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轨迹表明，尽管区域制度变迁的初始条件的差异决定了其制度变迁启动与方式的差异，从而影响到区域经济发展的启动与进程，但是，在不同的地区追逐"制度租"的经济制度变迁过程中，某些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却往往显示出高度融合的趋势。
长江三角洲地区历来是中国最为富庶的区域之一，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最为迅速的区域之一。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比较充分地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三种不同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一方面，江苏、浙江、上海的制度变迁方式和经济发展模式具有各自的特点，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互动的方式亦存在一定的差异；另一方面，两省一市的经济又密不可分，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在整个区域内又表现出一种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呈现出一种不断加速的趋势。
二、江苏的制度变迁方式与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江苏经济发展的精髓充分体现在苏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上，即著名的"苏南模式"。
改革开放前，苏南地区的地方政府与已有一定发展的社队企业关系密切，于是，乡镇企业便成为了制度变迁的启动点和发展方向。这是因为，乡镇企业的制度安排兼顾了企业与政府的利益(从整体考虑企业与政府这两个主体时为"帕累托改进"，满足了双方的"制度偏好"(企业想依赖政府获得制度租，政府则想获得企业一定的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因而可以大大降低制度变迁的"实施成本"和"摩擦成本"。此时，乡镇企业和当地政府所组成的利益共同体便构成了一个产权的"混合主体"，同时也是制度变迁的主体。当经济的自由度和市场的完善程度处于某种中间状态时，集体所有制的产权安排将是最优的，虽然其产权并非十分清晰，但在此制度环境下，与私营企业相比，乡镇企业从事生产、经营的交易费用相对较低。更为重要的是，在经济体制转型的初期，由于地方政府对乡镇企业经营的强有力介入，使得乡镇集体企业所获得的高额的制度租往往可以抵消产权制度低效对其竞争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所以，这一时期，乡镇集体经济发展明显快于私营经济和国有经济。
随着乡镇企业的兴起，区域性的市场(资金、技术、商品等)已不能满足企业发展壮大的需要，于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苏南经济开始走出传统框架，移植了新的制度安排，从而加快了制度变迁的进程，由内源积累和区际贸易为主转向外资利用和国际贸易并举。这一时期，乡镇企业仍是"苏南模式"的核心，其以集体所有制为主的模糊产权制度并没有得到大的改变，制度变迁的主体仍是乡镇企业和政府所组成的利益共同体。
随着国内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速，资源配置由以计划配置为主逐渐转变为以市场配置为主，乡镇企业依赖政府所能获得的制度租大大减少，使原先的制度效率逐渐丧失。市场经济要求对乡镇企业实行市场化改革，其关键是对产权制度重新作出安排。此外，在同一时期，以非公有产权为标志的"温州模式"已经显示出其巨大的制度效率，不同地区的制度竞争也迫使苏南地区必须对原有的制度安排作出变革。1995年后，苏南的乡镇企业开始了大规模的产权制度改革，力图对乡镇企业的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在企业与政府之间重新作出安排，使之从制度的低效率中解脱出来。同时，苏南继续推进外向型发展战略，不断深化产权嫁接，引进和利用好境外资源以推进区域经济的国际化进程。
三、浙江的制度变迁方式与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浙江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精华充分体现在温台地区的经济发展上，即著名的"温州模”。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浙江经济的发展本质上是"温州模式"的扩散或放大。
改革开放前，温台地区的国有工业基础差，农村集体经济力量脆弱，当地政府在地方经济中的直接作用并不突出。同时，在温台地区，农民人均耕地少，仅以农事难以养家糊口，大量农民外出经商务工以谋生路，这使温台地区储存了大量的具有市场经济知识的人力资本。因此，制度变迁的初始条件与实施成本决定了温台地区制度变迁的主体一开始就是家庭工商企业这一微观经济主体。当地政府在权衡自身收益与中央权威、短期"政治安全"与长期"政治绩效"后，以默许、"合谋"甚至保护的态度来与上级政府进行博弈，并充当好温台制度安排及其变迁的"解释员"。此项非正式制度安排减少了微观经济主体与地方政府之间和微观经济主体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两类"摩擦成本"，使对"摩擦阻力"的承受部分地转移到地方政府，从而以另一种方式间接地"推动"微观经济主体制度变迁的顺利进行。
家庭工商企业产权相对清晰，而"良好界定的产权使拥有者能把他的努力结果转让给他的后裔，这强化了家庭作为一个社会的单位"，因此具有较大的正的激励效应。而后，家庭工商企业在与政府的博弈过程中形成了大量"红帽子"企业，披上合法化的外衣以寻求合法化保护，从而降低"非法化"所带来的交易成本和效率损失。而且，这种微观经济主体与地方政府的合作博弈还化解了缘于中央政府的"政治成本"，使微观经济主体争取到了"改革的进入权"，从而能主动地使制度变迁向有利于微观经济主体的方向发展，而不是被动地进行"强制性"改制。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原有制度安排的弊端便逐渐显露出来。企业的竞争力低下；与被挂户方出现信用危机，整个地区则出现了普遍的商品信誉危机。政府不得不对"红帽子"企业的控制权重新作出安排，其制度优势也开始丧失。于是，为改变这种局面，温台地区开始了新一轮的制度变迁--股份合作制改造。股份合作制部分替代了资金市场和人力资本市场，使市场交易费用部分地内部化了，还可以从相关政策中获取一定的制度租，也更便于政府的引导、管理和监督。这种制度创新很快就得到了当地政府的鼓励和支持，并很快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力军。
但随着经济的发展，股份合作企业经济责任的无限性和内部产权结构的制度性缺陷制约着企业的进一步发展。随着对公司制企业及非公有制企业产权的法律保护进一步加强，同时，地方性股份合作企业优惠政策逐渐减少，股份合作企业就陆续向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制公司的方向发展了。
浙江的经济繁荣主要靠的是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创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对外开放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浙江经济从封闭的自我积累方式向开放型经济转变，产业链开始向省外甚至国外延伸，更多的企业开始参与国际产业的分工和协作，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都得以提升。
四、上海的制度变迁方式与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上海的制度安排具有一种典型的外生型特征。建国后，上海的经济发展体现了一种中央自上而下的政府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模式。其制度变迁模式充分体现了国家的意志，因而其制度变迁的主体始终是国家。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国家在使用强制力时有很大的规模经济，在制度变迁中可以降低组织成本和实施成本。最能代表上海经济发展模式和制度变迁方式的是"浦东模式"。
改革开放初期，整个国内市场处于卖方市场，早期培育起来的市场优势惯性使得上海的轻工业在卖方市场的条件下缺乏改革的压力和动力。然而，随着卖方市场逐渐转为买方市场，原先的国有企业面对市场经济的到来在竞争中就表现得力不从心了。长期计划体制统治下所产生的制度惯性，使上海的市场化改革较之其他地区具有更大的难度，上海不得不承受"路径依赖"所带来的阵痛。
与此同时，江苏、浙江以及珠江三角洲等地因制度变迁带来经济飞速发展，而上海在全国的经济地位却在不断下降。制度安排的相对低效率使得上海那种"无可比拟"的优势逐渐丧失。在改革过程中，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的市场意识、激励相容性以及由经济活动的独立性所带来的灵活性等都要强于上海的国有企业，显示出比大多数国有企业明显的高效率。上海传统的制度安排处在"四面包围"之中，区域间的制度创新与制度竞争的巨大冲击波迫使上海走上了加快经济发展的制度变迁历程。
上海的市场化进程的起步虽然比较晚，但进展极快。企业的市场化过程主要是国有企业的改革过程。20世纪80年代放权让利的政策并没有让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1994年开始，按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要求，立足于整体搞活国有经济，国有企业的面貌有了很大改观。国有企业与其他所有制企业，开始成为颇具活力的市场主体。同时，多元化、高要求市场体系的建设和逐步完善，使得上海具备了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集散、生产、管理、服务和创新功能。
浦东的开发开放，大量地利用外资，使上海制度变迁的进程明显加快。浦东新区在体制创新、产业升级、扩大开放等方面走在全国的前面，强劲地发挥着示范、辐射、带动作用。优越的地理位置和雄厚的经济基础，再结合原有的经济地位，使特许的制度安排为上海带来了巨大的制度租。
上海作为我国与世界进行经济交流的重要基地，形成了一种典型的面对国际市场的外向型经济。
五、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与经济制度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浙江、上海的制度变迁方式和经济发展模式虽然各具特色，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制度的变迁，长江三角洲区域的两省一市各自的制度逐渐融合，产业也逐步整合，都市连绵带也进一步凸现出来。这既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结果，反过来又加快了长江三角洲的区域经济的一体化进程。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制度层面的趋同
1．企业制度的融合趋同。企业的制度安排具有多样化，但在市场经济中有一个共性，这就是必须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区域经济一体化必然要求各地的企业制度能够满足跨区域经济活动的需要。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不同区域的企业制度如不规范，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经济交流就会受到影响，经济活动的成本就会增加。而企业采取什么样的制度安排，与这个企业的历史及其自身情况十分相关。以目前的情况而言，深化企业的产权制度和各项配套改革是当务之急。江苏的国有企业和乡镇集体企业和上海的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还有一定的制度空间，浙江的家族企业的产权管理也有待进一步完善。本来，企业制度的选择应是企业自己的事情，但对于一部分企业来说，其制度的选择如让其自然演化，可能要经过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可以适度给予合理的示范、引导，以缩短其制度选择的过程，降低制度转换的成本。
市场是资源配置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手段，一体化的市场体系将使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更为有效。江苏、浙江、上海由于资源禀赋、经济结构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在经济上存在很强的互补性。这种互补性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要素在区域之间的合理流动。这就要求有一个使经济要素自由、合理流动的统一的市场体系，即要求整体区域的市场体系一体化。这不仅可以降低市场交易费用，更主要的是可以促进建立一个区域经济分工与合作的市场机制，使分工与合作通过市场来完成，从而使之在区域内的整体效益达到最佳。因此，必须建立起能够实现资源共享的跨区域的市场体系格局，实现商品市场、资金市场、技术市场、人才市场、产权市场等各类市场的一体化，通过加快市场化的进程来促进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2．政府行为的一致协调。一般说来，各区域政府的制度安排都是以本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为出发点的。虽然这种有利于本区域发展的制度安排最终也会促进整个长江三角洲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但由于区域的广阔性和行政的分割性，会使得某些制度安排的效率受到一定的影响，也会使得作出各项制度安排的成本和各项制度安排间的摩擦成本增大。如果长江三角洲各区域政府在作出制度安排时，能从经济一体化和提高整体效益的角度出发，相互协调、统一规划，就可以大大降低这些成本，并能产生制度安排和制度实施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因此，一个高效率的协调机制的存在，可以减少制度选择和制度安排的阻力。然而，在指定或实施一项制度安排时，由于出于长江三角洲整体区域利益的考虑，可能会顾此失彼地触及到某些区域的地方利益。因此，从远期来说，必须要有一个超脱于地方利益的、跨区域、法律化的正式协调机构来加以研究、协调和管理。从近期来说，最好要有一个由各区域政府参与的、合作的、非正式的协调组织来加以研究、协调和引导。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产业层面的整合
产业结构的市场化整合。一个区域的产业政策的制定，往往是从本区域利益的角度出发的。当某一产业的需求空间比较大时，特别在短缺经济时，各区域的这一产业都会有所发展，不会存在很大的竞争。但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不同区域的同类型产业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会产生激烈的竞争，行政的分割性使得这一竞争加剧。长江三角洲整体区域产业结构的整合，必须抓住全球产业结构大调整这一契机，积极配合各区域的战略定位，充分发挥各区域的比较优势，加强产业结构的分工与互补。调整必须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制定科学的产业结构政策，合理地加以引导。
产业组织的市场化整合。产业竞争力的核心是企业竞争力。跨区域产业组织的市场化整合有利于形成产业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由于长江三角洲各区域资源禀赋和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各区域生产要素构成比例也不相同，这决定了各区域比较成本优势上的差异。江苏、上海拥有较多的企业集团和跨国公司，同时，江苏、浙江拥有众多的中小企业，这使产业组织的市场化整合具有了基础。产业组织的市场化整合还有利于在长江三角洲整体区域形成产业网络。特别是浙江，中小企业占据经济活动中的主导地位，跨区域产业网络的形成，有利于广大的中小企业在分散的同时交织出相对的稳固性，并使中小企业面对求新求变的市场趋势，能利用其生产组织形态的轻巧特色，灵活地变化其生产的产品，以适应市场的需求。而作为中心企业的大企业通过产业网络，可以集中力量于主要工序、核心技术或部分生产，以及加强生产能力和创新性；并充分利用中小企业专业性技术、生产能力和较低的工资水平。跨区域产业网络的形成，还有利于长江三角洲众多的中小企业通过其依赖的核心企业参与国际竞争，从而增强整个长江三角洲的产业竞争力。
(三)区域经济一体化：都市连绵带的形成
长江三角洲地缘上属于同一经济板块，都市连绵带即城市群的形成将有助于长江三角洲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的顺利进行。都市连绵带的形成同样也有助于弥补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在资源、幅员等方面的不足，从而在更大的范围内调整资源配置，实现长江三角洲区域的共同增长。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的加速加快了一体化的进程，同时也使不同城市的经济联结起来，加快了以上海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都市连绵带的形成与发展。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国际大都市的上海的集聚和辐射功能的增强，为都市连绵带带来了极佳的发展机会，而江、浙两省农村工业化、集镇化和城乡经济一体化的迅速发展为长江三角洲都市连绵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长江三角洲已初步形成了"一个中心，南北两翼"的都市连绵带的格局。"一个中心"，就是国际大都市的上海，上海已形成的高、新的现代经济形态具有极强的极化效应和辐射效应。"南北两翼"即杭、绍、甬所形成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带和温台地区的加工产业带组成的南翼，以苏、锡、常为主的开放型和高新技术产业带加上宁、镇、扬的加工产业带组成的北翼。都市连绵带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发挥作用的大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联结各城市的网络系统的健全和完善程度。为此，应加快江、浙两地的城市化步伐，同时大力进行长江三角洲区域各城市内部和城市之间的网络系统的一体化建设，包括交通网络系统、信息网络系统、商品流通系统、金融系统等等的一体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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