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模式转型与发展战略选择
作者：刘世锦
文章来源:http://www.southcn.com/nflr/fdbg/20050826028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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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职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编者按： 7月27日,中共广东省委中心组举行“广东学习论坛”第十九期报告会,邀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作了“增长模式转型与发展战略选择”的专题报告。南方网理论频道现将广东省委宣传部讲师团提供的文字稿进行摘编并发布，以供学习参考。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在“十一五”时期应该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期，有机遇，也有很多的矛盾和问题。“十一五”时期与以往的发展阶段有很大的区别。广东在这方面应该也有一定的体会。广东是我国最具活力的地区，也是我国经济总量最大的地区，所以研究增长模式转型对广东更有意义。
一、正确认识和评价已有的增长模式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成就，可以用三个基本的数字来概括：13亿人口的一个国家，在26年时间内，保持了9%以上的平均增长速度。这是一个很大的奇迹，历史上前所未有。但如果说到“增长模式”的话，大家的分歧也相当大。一种说法是我国的增长模式是“低效的”、“粗放的”。这并不全面。当然我国现在的增长模式仍存在各种问题，但若是“低效的”，那为什么还能维持26年的快速增长？为什么外国企业仍要到中国来投资？对我国的增长模式的转型还应当有一个客观的、全面的评价。
（一）观察中国经济的两条基本线索
1、线索一：中国的经济增长依托了一系列的独特的要素组合优势
一是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潜在的或现实的市场；二是拥有大量的劳动力，特别是农村劳动力的存在和流动，使劳动力成本被压在较低的水平上；三是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价格也被控制在相当低的水平上，即“低成本”运作；四是较完整的工业基础体系和逐步完善的产业配套运作；五是勤劳、节俭、进取的民族传统和文化；六是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这些因素条件在一个国家同时出现是少见的，就规模而言，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2、线索二：消费结构升级带动主导产业，主导产业带动经济的快速增长
经济能够快速增长的原因，从经济学的角度或是从发展的角度来解释，则是主导产业的带动。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可以看出，经济的高速增长肯定有一组高速发展的主导产业的带动，主导产业与快速增长之间是有相关性的。我国也是遵循这一发展规律的。这对于一个国家是这样，对于一个地区也是这样。我国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产业带动。上世纪80年代是轻工业、纺织业等；90年代初中期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新一代家电产品、房地产等；但1998年以后，经济经历了一个相对低速的发展阶段，这是为什么？一般的说法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我个人看法，亚洲金融危机是一个因素，但不是主要原因。因为毕竟我们的金融市场开放度是相当低的，金融领域没有直接受到冲击。亚洲金融危机实际上影响最大的是东南亚的国家，而这些国家就对外贸易来说，与中国是竞争的，对它的影响反而是对我们有利的。真正的原因，实际上是90年代初期起来的主导产业到97、98年时发展乏力，新的主导产业没有出来，这是处于主导产业的断档期或者是空白期。大概有四五年的时间，所以我们不得不努力地扩大内需，或者通过发行国债搞基础建设来使经济保持在至少7%以上。
这种局面到2002年终于有所改变，一批新的主导产业浮出水面，起带头作用的是住宅、汽车、电子通讯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先导行业（具有一定的最终产品性质）。这些行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其最终产品的性质都是属于老百姓的消费品。由此拉动了一批中间投资品性质的产业，主要是钢铁、有色金属、建材、机械、化工等，提供的主要是材料和装备。以上两类产业又拉动了第三类行业，即基础行业的快速增长，主要是电力、煤炭、石油等能源行业和港口、铁路、公路等运输行业的增长。三个层次的产业构成的产业格局，是2002年开始的新一轮经济快速增长的基础，也是今后5年、10年甚至20年经济发展的基础。
把上述两个线索结合就可看到一个经济模式的基本架构：消费结构升级产生巨大需求，多种基本要素的组合形成供给，在二者共同作用下，主导产业依次出现和更替，拉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
（二）理解改革开放
应如何理解改革开放？在这一增长模式中改革开放起了什么作用？改革创造了各种组合的体制和机制，即“放开”和“改造”。改革解决了让各种生产要素，如便宜的劳动力，工业基础，潜在市场等有效地组合在一起的问题。计划经济时各种要素走不到一块，效率很低。企业解决的问题是使上述的各要素能很好的组合，低成本高产出地高效率运行，改革实质是创造这样的机制。所以要做两件事情，一是放开，发展各种非国有经济，包括个体私营经济、集体经济、外商投资企业、各种混合所有制经济。第二是改造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改造比较艰难，但对绝大多数的国有企业要实行混合所有制的股份制结构，企业要解决的是让上面所讲的这些要素能够有效地运转起来。开放，解决的是在重大范围内，使优化配制和利用生长要素形成可能。实际上，我们的要素有些是有不足的，通过开放，缺什么就引进什么，使要素的构成能形成有效的组合。中国这两年资金并不短缺，为什么还要引进外资？其原因是我们缺的是外资的技术管理优势和经营管理渠道。开放也是改革，某种意义上是互通的。一个外资企业成立以后也是一个新的企业，它能使资源有效地组合起来。但我们有些国有企业改革改不动，合资以后就不同了。搞区域一体化就是对内要在各个区域之间形成一种更好的开放，这实际上也是一种组合、优化资源的过程。如泛珠三角区域的合作就是一种区域间的开放。
（三）概括：“低成本竞争”模式
概括中国增长模式，是低成本竞争模式。“低成本竞争”当然与劳动力低成本有关，但仅有低成本劳动力，而没有其他要素的配合，不可能形成高效率的产业和产品，这是中国与其他同样存在大量低成本劳动力国家的区别所在。现在中国并不是所有领域都体现出低成本竞争优势。在珠三角、在民营企业比较占主导位置的领域，以及在外资企业，低成本运作非常明显。但是，在一些垄断性行业，特别是一些全国性的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领域的行业和企业，低成本的优势并不明显。
二、关于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对若干重要论题的认识
国内外大部分人对中国经济下一步的发展前景持乐观看法。2004年我国人均GDP达到1270美元左右，按购买力评价计算，大体上相当于4000多美元。这样一个发展水平，大体上与20世纪初的美国、1960年的日本、1970年的巴西和韩国的水平接近。但对这种潜力不宜估计过高，在未来20年，持续保持8%左右的增长率的可能性不大。估计10年以后在某个时点上，增速会有一定幅度下降，比如降到6%左右。一旦增速稳定在一个较低水平上，经济将会面临系统的调整。
在这样大的背景下，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和特征可概括为“新四化”：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2005年的“新四化”和往年是有所不同的。目前特点就工业化而言，是正在进入一个重工业特别是技术密集型产业加快增长的阶段；就城市化而言，我们的城市化率在2004年达到41.7%，正处在城市化进程加速，大的城市带和都市圈形成的阶段；就市场化而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的基础上，正处在解决深层次体制矛盾、加快体制创新、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得以完善的阶段；就国际化而言，在经济的外向度较高，在已加入WTO的基础上，我国正在进入与经贸大国地位相适应、逐步提升参与国际分工档次的阶段。
这两年，中国的国际位置发生比较大的变化，一个新的经济贸易大国正在稳步崛起，这样国内外都不太适应。从这四个关系来讲，工业化和城市化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因为工业化需要资源，在一定的地域展开，并需要相关服务业的支撑，而城市化提供了这种空间和支撑条件，市场化需要工业化和城市化所提供的动力和基础，而国际化是使国内的工业化和市场化和国际市场相连接，在更大的范围和更深的程度上可以优化配置资源。这是一个大的趋势。
（一）如何认识重工业增长加快的事实
从2002年开始的第一轮的增长空间，以上所讲的三类产业构成产业空档格局，先导产业、中间投资型产业和技术产业，大部分快速增长的产业属于重工业，所以最近几年出现了重工业增速加快、比重上升的趋势。1998年，轻重工业之比是45：55，而2004年到了35：65，即1：2，重工业比重上升比较快。有人认为重工业增长消耗资源，污染严重，不利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国际经验来讲，在工业化的历史上，除了一些规模比较小的经济体以外，如新加坡和我国的香港，比较大规模的工业化国家大体都经历了重工业为中坚，重工业中的采掘和材料为中坚，重工业中的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中坚三个重要阶段，后两个阶段都是重工业加快增长阶段，比如说，美国19世纪中期，轻工业比重是2，重工业比重是1；百年以后，到20世纪的中期美国重工业比重达到了2，轻工业比重是1。日本更明显，其重工业的比重达到了76%。韩国这种中等程度的国家，其工业化程度也是相当高的。在国际上来讲，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大的经济体，当它完成工业化的过程以后还没有经历重工业加快增长的阶段。从我国情况来看，近几年重工业加快增长的特点与以往是不同的，50年代重工业有个发展的时期，90年代重工业也有所发展。2002年这一轮新的经济增长呈现出以下新特点：
1、新一轮的经济增长是在市场需求带动下出现的
处在新一轮增长龙头的位置的先导产业中的汽车住宅产业，他们产品的80%、90%都是由居民购买，这和过去是不同的。虽然汽车产业有50多年历史，但就像个长不大的老小孩，年龄虽然很大，但还是个小孩。原因是以前一直只有少数人坐车，老百姓没有车，只有小众消费，没有大众消费，是不可能成为这个国家或者是地区的支柱产业。再一点就是只有当老百姓的消费符合市场经济的特点，因为市场经济强调所谓消费者主权导向，这时候才能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这是我的个人观点，现在多讲泡沫，前两年说汽车，在2002年和2003年轿车可以翻一番，是个大的泡沫，但现在轿车已经下台，因为它的爆发的增长是长期积累的购买力的一个释放，应该说是正常的。最近房地产谈得也比较多，在一些地区确实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房地产的狂热。现在经发改委采取的一系列的措施使这个行业更好的发展，再有一点就是说，如果市场是以老百姓消费为基础的话，即使出现泡沫也比较容易消除，这个泡沫的规模也不会持续太久。
2、新的重工业快速增长，其供给主体发生了实质性变化
这轮增长中增长最快的是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相对慢一点，基础企业最慢，这些企业比较关心市场 需求关心市投资回报，和过去重工业增长国有企业为本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3、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形成了一些高增长的产业群
这些产业群大体上包括了汽车、房地产、机械、新型消费品等产业群，属主导产业群。回忆一下刚刚所说的三个层次的产业链，是一环扣一环的形成一个链条 ，像汽车、汽车的装备、零部件可以拉动钢铁、电子、塑料、纺织等这些产业，然后汽车出厂，和销售、信贷、保险、加油、汽车的维修保养、汽车旅馆、汽车培训学校等有关联，汽车产业在制造业的环节，即汽车造成之前的环节，如果产值是1的话，那么卖出去后的环节，产值是2 ，甚至是2.6，所以最近讲的汽车产业要有区分，一个是汽车制造业，一个是汽车服务业，汽车服务业的潜力比较大。有这么一个观点，这两年各地需求很高，甚至有20多个省都要发展汽车，但这是不可能的，最终还是要在几个大的地区集中，比如广州附近形成一个新的汽车的集群，这个地方比较有条件，不可能每个地方都搞地方生产。但是汽车消费，只要有路的地方，有车跑，就有汽车服务业，然后就有就业的机会，这个潜力比较大。再说房地产，包括住宅建设、城市建设。这两年钢材的增长速度很快，钢材生产的60%或者70%都是用来盖房子。我们这一轮宏观调控的时候，刚开始对钢铁存在着投资过快、过热的趋势。去年四五月份到七八月份，包括今年年初的时候采取措施的时候钢铁价格下降了一段时间，但很快又反弹上来，原因是房地产热降温，如果房地产增长保持相当的速度的话，钢材的需求下不来。所以说这些龙头产业后面还带了一串产业。
4、新一轮增长中汽车、住宅两个产业主导地位的确立，将对我国今后一二十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奠定基础平台
国际上有个统计，认为如果汽车产业进入大众消费以后，在大国它可以快速增长35年，有些国家达到40年，比国民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要高。但我国汽车行业从去年下半年以后增长速度有所回落，这是爆发以后的调整期，这个调整期过了以后还会回升，回升了以后就会进入一个正常的比较快的增长阶段。这是一种常态，可以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所以说中国的汽车产业还会有20年的增长。汽车、住宅这两个龙头产业可以带动后面的产业，这两个产业龙头地位的确立为我们国家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10年或20年间保持相当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实际上搭建了一个比较高的基础平台。经济会有各种各样的波动，比如是社会投资周期、消费能力的形成和变化等，但这个中轴线平均值是会抬高的。我预期，如果将来增长速度一定要降下来的话，实质上也是这两个大的龙头产业需求的下降，下来以后平均增长速度会下降。国际可借鉴的经验，如美国从20世纪初期，大概用了四五十年的时间，钢铁、汽车、建筑带动了美国几十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和我们现在的情况相当接近。这是我们这一轮增长空间比较重要的特点。
（二）如何认识重工业增长模式的争议
把这些特点讲清楚以后，围绕重工业增长的加快有一些讨论和争论，更多是些争论，在这里一下作些介绍。
1、第一种说法是，重工业是粗放经营，消耗高污染大不利于增长方式的转变
这种说法极不正确，因为消耗高低效率成本高的问题任何行业都有可能出现，重工业也可以是低成本高效率的，也可以是很节约的。这本身是体制问题，不是行业问题。另外一点特别重要的是在重工业中有一块是装备或是加工。机械、电子通讯设备制造、化工等技术含量比较高的行业或是装备制造业在重工业中的比重显著上升，将对今后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技术进步、要素生产率提高和竞争力的增强创造重要的物质基础。
这几年重工业的比重一直比轻工业高，而且增长速度快。在重工业中，增长最快的是加工工业，这部分工业是整个技术含量水平、附加价值最高的一个行业，我国的工业规模不小，但工业的基础和竞争力水平还比较低，这部分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工业比重如果不增大的话，用技术坚固来推动它的增长，转变增长方式是不可能；反过来说我们要转变增长方式的话，从产业结构上讲这部分产业比重要扩大，重工业中的技术密集型产业比重提高，恰恰是转变增长方式的重要的物质基础。
2、第二种说法是，这一轮的重工业发展是地方政府搞出来的
我认为这种说法不对，因为第一投资主体大多数不是政府，都是非政府的投资，还有很多的也是非国有的投资。这些投资者，一方面要有优惠政策，另一方面如果这个产品没有市场需求，没有市场前景的话，他们是不会去投资的。投资必须有市场需求。第二点就是地方政府讲最多的就是高新技术产业。我到很多地方，连一个大学生都没有，但是要发展IT产业、生物技术、新材料等等产业，实质上全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地方也不太多。在北京中关村做调查，真正的高科技产业也就十几家，相当多的产业需要优惠政策。有些弄了房子炒房地产。像煤炭和钢铁工业，前几年也做过调查，大家都讲结构调整，发展非钢产业、非煤产业，包括首钢将来主要搞电子工业，钢铁工业越来越低。但这是三四年前的情况，除了结构调整也没有什么想法。近一两年情况发生变化了，关键还是市场需求，把地方政府的名义夸得太高了一点，这点可能还没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
3、第三种说法是，我们不应该搞重工业，应该搞服务业，应该选择更好的产业
我认为不应该把重工业和服务业对立起来，其实两个东西恰恰是互补的。现在我们最缺的服务业是生产性的服务业，像研发、物流、金融、会计是为技术密集型的制造业服务。而重工业发展上很大一类是这类产业，这类产业发展起来以后，大大的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所以说重工业和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关系，是皮和毛的关系，没这个皮的话也没这个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一轮重化工业有较大发展以后服务业一定会有很大发展，因为要与其配套。
4、第四种说法是，我们尽量选择技术含量高的，消耗少的污染少的产业，凡是达不到这个标准的我们不搞。
但是任何一个产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到底能不能搞起来，地方政府可以做规划，经济学家可以出主意，但最终什么产业可以发展起来取决于市场的形成。首先是有没有这样的需求，第二是你有没有这样的供给能力，第三是能不能赚钱，成本是不是比别人低。能否发展起来，是市场需求、市场选择的结果。所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选择产业我们主观上可以有想法，可以规划，包括政府在做这个产业规划的时候失败比较多，现在我们最重要的还是经过市场的选择。
我们发展重化工业不占资源优势，在全球化条件下，可以让其他国家生产，我们进口满足自己的需要。这个理论不能成立，特别在市场化和国际化上不能成立。你说得有石油才能发展汽车工业的话，那日本韩国不应该发展汽车，你说一定要有铁矿制造煤炭才能搞钢铁工业的话，日本韩国根本不应该发展钢铁工业，因为日本韩国煤炭不多，铁矿几乎没有。从国内来讲，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如浙江，浙江没多少资源，但经济发展非常快。反而资源丰富的地区经济发展不行，资源的丰富程度和经济发展的程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资源可以流动的情况下其实没多大相关。从我国特定的国情来看，如让外国人来生产的话，特别像重化工业这种大批量的需求不是说我们买一部美国的波音飞机就行了，我国钢铁的去年消费量31亿吨，谁给你生产，有人说俄罗斯生产，它生产的那么多吗？这是其一；第二就算他们生产，但人家不给你怎么办？能解决吗？也解决不了；第三就是我们中国是不是搞这些不具优势？第四我们有这么多的人要就业，我们把就业机会让给外国人以后，我们自己拿什么解决就业问题？或是说我们就发展几个高科技产业和几个服务业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
由于对外开放，技术进步，改革深化的因素，现在发展重工业的环境条件，与上世纪50年代我们自己发展重工业时不同，与工业化先行国家相同阶段也不同，我们不可能完全重复原有的重工业发展道路，应当有条件地走一条技术含量高、效益好、消耗少、污染小，能够发挥我们各方面优势的新型重工业发展道路。但真正的问题，不是要跨越重工业加快发展的阶段，而是如何走出一条新的重工业发展的路子。
（三）如何认识城乡关系和“三农”问题
1、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大多数农民进入非农业和城市
在“三农”中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还是要分开看。因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但单依靠农业生产大多数农民收入的增长很慢。农民的教育医疗生活方式甚至民主法制这些问题都很难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我们现在可以采取一些补贴方式，实际往往是救急，要根本摆脱这种状况很难，只能是进入非农产业非农经济以后，他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变化，这部分人的这些问题才能得到改善。
2、农民进城和进入非农产业，收入大幅度提高，前提是生产效率的大幅度提高
现在说农民进入非农产业收入大幅度提高，是因为生产要素的效率提高了，这个在国际上有大量的研究，比如说世界银行的一个副行长，曾经概括了世界上二战后几十个国家的历史经验，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工业生产效率之所以提高得很快是因为资源从农业部门转向了税政部门。比如说中国在80、90年代做过统计，一个农民在转入非农产业以后他的生产效率平均提高5倍。还有就是土地，土地的效率有待大大的提高，相同数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和非农产业以后的生产生活所占用的土地，与在农村时占用的土地相比，土地的节约程度和利用效率一般来说都有很大的提高。
3、工业化的成果应当由全体社会成员公正地分享，否则工业化将不可能成功，事实上也难以顺利推进
就是说，工业化可以提高效率，增加收入，但并不能保证社会的公平和公正，突出的问题是那些处在过低地位上的弱势群体最容易受到伤害。我们计划经济的时候，实际上把农民排除在工业化之外所以搞不下去，改革开放以来应该是成功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让农民分享成果。当然，现在在这方面也有很多问题。这些问题说到底，就是如何让农民比较公平、合理地分享这些成果。
4、农民进入城市和非农产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也是一个矛盾突出、容易失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保持一个持续的动态平衡至关重要
从工业化历史经验来看，农民进入非农产业进入城市在某些国家长达百年，像英国，一般也有几十年的历史。而中国的农民规模是前所未有的，2004年我国的城市化率为41.7%。我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也估计2020年会达到50%、60%。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再有10年左右的时间达到70%。所以从现在算起，我国城市化率达到70%，还需要二三十年的时间，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可能还会更长一点。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向非农产业和城市的转移能否持续、平稳，是关系全局、关系长远的最重要的战略问题之一，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质所在。当然也是难度很大，复杂性很高，政策性很强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做工作：
对进城农民而言，首先要让他们“进得去”。一是为农民进入非农产业创造尽可能多的就业机会，这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重中之重。二是破除制约农民进入非农产业和城市的不合理的体制和政策障碍。三是增加必要的教育投入，提高农民进城就业的能力。这一点也非常重要。怎么提高农民进城就业的能力？若农民是初中、高中毕业或在技术学校经过专业技术训练，进城就能找一份好工作，至少是能增加进城“进得去”的能力。其次就是要让他们“留得住”。一是给农民工就业要是可持续的。二是在就业、教育、医疗、社会等方面，逐步地与城市居民接轨。农民工若享受低保，可能比打工的钱还多。西方国家有这种情况，就是搞福利社会，但我们目前是承担不起的。农民工逐步与城市居民享受相同的福利待遇，是一个大的方向。要加强教育和引导，形成新时期城乡居民相互包容的文化。农民工在城里最不愉快的事情，就是城里人瞧不起他。农民的生活习惯和工作方式有自己的一套，不一定能适应城市。
而对于仍然留在农村的农民，一是要让他们“过得去”。这很重要。农产品供给及其价格对仍然从事农业的农民收入增长还是很重要的。中央强调，粮价不能掉得太厉害，至少让农民在这方面生活比较稳定，“过得去”。也有人提出能否搞一种适度的、紧张的平衡，就是说粮食也不能太多，大大地供过于求，价格会掉，这不利于解决农民收入问题。最近，提出工业反哺农业。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是，民间的“转移支付”。在城里的农民工有钱后就往家寄，这个影响也很大。四川到广东来打工的，寄回去的钱有的比地方的财政收入还多。所以，我们现在城乡间的转移支付，除了政府以外，更多的是民间的这种转移支付。二是要让他们“稳得住”。政府应当站在维护全社会利益的公正的立场上，保护农民合理、合法权益，对失地农民的生活、就业、社会保障等问题，要有系统的考虑和安排。一个是补偿是否合理的问题，另一个是失地后他的就业、生计、基本的生存保障问题，政府都要有考虑和安排。对进城就业不稳定的农民来说，农村有一块土地，等于提供了最低社会保障。
（四）如何认识区域发展协调问题
产业和城市的区域发展并不矛盾。有人认为，我国人口多，应发展小城镇；也有人认为，应发展中等城市；有人研究，中国发展人口约100万左右的中等或者偏大的城市，投入产出效率最佳；还有人主张，像北京、上海、广州这种特大型城市也应发展，潜力也很大。我个人也写过文章，北京的发展潜力也很大。现在看来不应孤立地发展哪一类城市，而是一个城市带城市群。有一些特大城市，大城市在周围，然后是中等城市，更多的小城镇，构成一个城市带动城市群。这是一个基本架构。国外也是这样。日本三大城市带，美国五大城市带，人口资源产业大概在50%、60%以上。国内现在也很明显，包括珠三角洲、长三角洲、环渤海湾地区，以及内地主要交通线形成了以城市带动城市群的格局。整个产业的发展、人口的发展，主要向这些地方集中。不是有一个地方、一级政府，就一定要发展工业、就要搞一个城市，这实际上是不符合规律的。所以，区域协调发展不能理解成为有一级政府就要搞工厂，而且就要搞三资企业，工业就一定要占三四十的比重。这是没有意义的。实际上，就一个镇而言，可能就是全部搞工业，甚至可能是只有一两种工业，或就是搞服务业，或就是搞农业。讲三资企业的平衡，应在一个省的范围内，甚至是在一个大省的范围内。
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是追求人均实际收入水平差距的缩小。不同地区，资源条件不一样，肯定经济总量有差距。就算经济再发展50年，宁夏的经济总量也不可能赶上上海。美国中西部很多地方，现在还是很落后。关键是要认识到一个地方的发展，是这块土地上人的发展，是这个地方人均收入水平的变化。人是可以流动的，落后地区的人流到发达地区，同样的产出，人少了，人均就高了；发达地区经济总量比较大，但人多了以后，人均收入就下降了。通过这种交流，发展趋势是人均收入差距逐步缩小。我们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就是，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差距的缩小。
还有一个是“人均实际收入水平”。人均名义收入的差距要远远得大于人均实际收入差距。举个例子，贵州1平方米房价约一两千元，上海可能要上万元，所以上海人看起来挣的钱很多，但从实际效益上并不像看起来的那么多，这是不同地区购买力评价问题。总的来说，解决区域差距的问题，应该是各个地方发挥自己的优势，总的趋势是，落后地区人可能过多，吸收不了那么多，人要“出去”。人减少了，人均收入水平自然就提高了，然后当地能发展什么产业就发展什么产业，或发挥你的技术优势。另外，发展出去的人，肯定会有些“转移支付”回来，收入还可以增长。但发达地区，随着人口的增长，如广东流动人口相当多，若我们计算人均收入时不是按照户籍人口，而是加上流动人口的话，肯定没有现在的高。这样从长期来看，区域间的收入水平，特别是人均实际收入水平并没有现在显示的差距这般大。
我们必须尊重一个事实：不可能说什么地方都发展起来。落后地方的人要往外走，如西部地区的人到东部发达地区能就业，实际上也就是促进西部大开发，支持中部崛起。通过这种人口流动，东部发展实际上也在促进西部开发、促进中部崛起。同样，我们讲农业的问题，实际上也关系到城市的发展问题。
（五）如何认识中国经济的“超大”规模问题
我们所说的中国的“超大”规模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到2020年时，也就是我们所预计的实现小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样一个目标，中国的人口大概是14亿多、将近15亿。这时的人口规模与什么相等呢？相当于目前世界上所有的高收入国家，大概有30个左右的经济体属于高收入国家，然后再加上属于中高收入的国家，也就是工业化水平比我国要高，但又未完成工业化，共约将近50个经济体的人口的总和是15个亿。那么我们今后15年做什么样的事情呢？实际上是和这50个经济体、和历史上相近的阶段所做的全部的事情。中国实际上可以看成是一个更大的经济体，若31个经济体（省份）一起搞工业化，用多少资源，大家可能不会吃惊；但如果是一个中国，可能就会感觉到是不是太多了。其实我们国家就是一个大的经济体，由于以前我们的人均收入比较低，规模尚不突出。但近几年，随着人均收入超过1000美元的临界点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产出和投入的规模都变得突出起来。目前中国已有100多种产品的数量规模是世界第一了。如汽车，我做个预测，中国10年、15年以后，汽车销售量将超过世界上消费汽车最多的国家，即销量是第一；生产量也很可能是第一。但因为我们的人口基数很大，我们的人均水平还很低。但我们的总量规模肯定是世界第一。中国如果绝大多数的产品自己能够生产，能够消费的话，规模肯定是世界第一的。这是基本的事实。
规模上的这种变化，首先是我们自己不适应。一些重要产品规模的估计出现了严重偏差。建材问题，“十五”计划期间，每年增长5%就够，但实际上去年增长了15%。汽车问题，2001年6月25日，以前的一些国家主管部门估计，到2005年底约320万辆，轿车180万辆，实际上到2002年底，这两个数据都已超过。2004年，中国的汽车生产超过500万辆。这不是差一点，而是差相近一倍。钢铁，原来估计中国搞1.4亿吨就到头了，不能再多了。但去年我们的总销量达到了3.1亿吨，国内的产量达到2.8亿吨。这其中也有浪费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即使很节约，我们这么大的一个规模的发展，在量上与以前、与其他国家是不一样的。
中国经济总量规模上的特殊性，或者说“超大规模”，优点和弱点都很突出。优点就是，我们的回旋余地很大，我们对多种产业的经济模式都可以包容，而且市场大，可以有很强的规模经济。日本韩国的大企业是肯定要走向世界的，因为在国内市场根本容纳不下。中国应该是没问题，中国的家电大企业，在国内市场上竞争，很快也能向国际市场发展。不好的就是，规模的扩大使能源、资源、原材料突然紧缺。13亿人口进入工业化中后期，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中国工业化有自己的特色，“超大规模”可能是最显著的特色之一。由此带来的优点和弱点，机会和矛盾，如何利用、如何应对？工业化的先行国家不可能提供现成经验，而必须要由我们自己探索。中国的工业化是非常具有创造性的。
三、增长模式背景下的发展战略选择
过去20多年，支持我国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因素，正在或将要发生实质性的变化。现有的增长模式正在面临着越来越大的转型压力。“十一五”时期增长模式的转型势在必行。所以与以前相比，“十一五”时期是一个非常具有特点的一个阶段。
（一）现阶段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压力
1、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上升
最近几年，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土地和房产价格大幅度上升，“民工荒”的出现及其引发的工资提高，地价、油价、电价不断上升，持续了20多年的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在发生重要改变。虽然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但要注意这是一把“双刃剑”。当你的收入增长时，其实你的成本也在上升。低成本优势的削弱将会带来结构调整。企业调整的出路，一种是“转出去”，转到低成本的内地去生产。另一种是要升级“升上去”，原有的产业链条是比较低端的，能否升级到中端或比较高端去，搞研发、搞品牌、搞供应链、搞设计，增加技术含量、组织含量，升级问题有难度。转型也会陷入一种困境，“高不成，低不就”，最后“淘汰掉”。广东、浙江比较有优势，除了劳动力低成本外，还有比较好的产业链，产业配套优势。也就是说，要素成本上升而带来的低成本的优势的逐步削弱，如有较好的产业链、产业配套，这个大的趋势还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2、能源和其他重要资源、环境约束压力的显著加大
为什么最近这段时间资源与环境约束的压力特别大？有四方面原因：
一是我国正进入一个工业化阶段资源需求量上升最快的时期。从工业化发展来讲，其上升是一条曲线。初期发展对资源要求比较低，但后期特别是进入服务业发展时期的话，资源也会相当有所下降，就目前在重化工业加速发展的阶段，可能有那么一二十年的，对资源的需求量是最大的。
二是13亿人进入工业化中后期所消耗的资源，即使是使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规模也是前所未有的。三是我们的资源利用效率不高，在许多方面浪费惊人。如果在节能方面有重要进展，加强节能，到2020年我国的能源消耗可以从32亿吨标准煤降低到24亿吨标准，降幅达1/4。潜力相当大。
四是我国在许多资源禀赋上处于劣势，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如石油、铁矿石等重要资源新增量的多数依赖进口已成定局。
3、新增长点所带动的经济外延扩张空间缩小
中国工业化的发展具有后发优势，与工业化先行国家相比，我国的需求结构一定程度上出现了“错位”，或者说“超前”。比如说现在汽车进入家庭，我们现在已有彩电、冰箱、空调、电脑了，然后才有汽车；美国人不一样，美国是先有汽车，再有其他。也就是说，在汽车、城市建设的带动下完成高增长后，90年代美国的快速增长，是靠IT产业在带动。
其实我们最近几年，IT产业所带动增长的作用已发挥出来。像从1998年到2002年经济低迷的时候，增长速度一直保持在30%以上。如果没有IT产业快速增长，我们扩大内需的这几年，7%的增长速度都很难保持住。但是我们反过来说，如果目前这段时间，住宅、汽车或城市化建设带动的这样一个快速增长时期还可以持续这样一二十年时间，速度不会有降低。在这以后，老牌工业化国家由于汽车、新兴的技术革命如IT产业带来的增长点将不太多了。所以，下一步我们依赖新的增长点来推动经济增长的空间在缩小，经济要持续增长一定要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要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必须寻找新的推动力量。
4、金融风险因为增长减速和开放扩大而增加
金融风险问题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过去主要表现在银行的不良资产，近年来在证券、保险、信贷领域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有些问题堪称触目惊心。但尽管金融风险的隐患大，而没有转化为危机，主要依赖于几个条件：
一是政局稳定并在事实上由国家提供担保。虽然银行有不良资产，但老百姓仍天天去存钱，是由于国家有担保，政局很稳定。二是经济增长速度较高而使金融资产流动性较好。尽管银行存在漏洞，但经济增长8%以上的增速，老百姓受益还不低，仍保持较好存款。但若经济增长率降到6%以下，就不一样了。三是金融领域对外开放程度较低，受外部金融企业的冲击较小。这些条件正在发生变化。政局稳定有保证，但国家是否还将提供无限责任的担保，另外增长速度下来后，收益如何？按照WTO承诺，对外开放后，条件都在不断变化。
现行工业化国家曾经出现“繁荣后的危机”。按照国际经验，如美国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增长后，1929年爆发了经济危机。日本二战以后，有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然后八十年代末期、九十年代初期也是陷入经济危机。巴西也是有20年左右的高速增长后，由于债务问题陷入经济危机。东南亚的小龙也是在高速增长以后，碰到亚洲金融危机。我们现在也是高速增长期，速度减慢后是否会出现金融危机？何况我们的金融体系不健康，这对我们是个很大的考验。中国能否避免？
5、收入差距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加强
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后，收入差距肯定会有所扩大。有一个曲线，在发展初期收入差距减小，随着发展以后尤其是进入高收入部门之后，收入差距在拉大，如进入非国产业后收入差距在拉大；然后进入一个更高的水平后，大家收入都增长后，差距又缩小。中国目前正处在“爬坡”阶段，收入差距在拉大的阶段，但目前衡量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在国际上处于较高水平。国际经验上看，0.4以下还是比较好的，满意度比较高的。日本韩国都做得不错。但中国比较特殊，我们在搞市场经济，收入差距拉大是正常的，城乡差距也在拉大，还有就是权力寻租、权力腐败所造成的不公平，大家的反应很大。大家对差距有不满，且对差距造成的原因不服气，所以反应就很强烈，致使在公共社会问题的解决上达成共识的难度在增加。过去差距不大，就几块钱，思想工作好做；现在，有些是一两万的收入，有的部门可能连吃饭都成问题。当前，收入差距比较大的状况可能还要持续相当长的时间，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能否将这种差距控制在现有社会架构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不对社会发展形成大的压力，而且可以对发展提供支持。
6、中国经济的“超大”规模引起的外部不适应
中国“超大”规模现象近年来的日益突出，在国际上也出现了诸多的不适应。我们对外国资源的依赖性明显加强，出口的持续快速增长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大贸易国（很快就要成为第二大），中国的资金和企业正在“走出去”。最近，国际上有几个大的收购案，中国的部分产品供给、需求都将影响国际市场的定价。我国现在宏观调控已不仅影响国内的经济发展，而且对国际经济都有一定影响。“中国机遇论”和“中国威胁论”的交替浮现，反映了国际社会面对“中国因素”日益增强的复杂心态，对中国崛起并不适应。除了经济领域包括贸易投资、货币金融、汇率、产业分工等等的调整外，政治、外交、军事等方面也会有必要调整。外界虽不适应，但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经济贸易大国正在崛起。
（二）增长模式转型的目标和内涵
以上这些压力或挑战，在现有的增长模式内是难以为继和消化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增长模式的转型势在必行。
1、增长模式转型的目标
一是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真正体现“以人为本”，为的是人的物质、精神生活的全面发展。二是增长应当统筹兼顾，在经济与社会、城乡、产业、区域、国际国内和人与自然之间力求达到一种动态均衡。三是增长还应当是可持续的，减少和避免增长中的波动，增长潜力在尽可能长的时间内得到充分、有效地释放。
2、增长模式转型的内涵
现在讲“增长模式”的概念，而不是“增长方式”。一是改变粗放、低效的增长方式。二是在低成本优势逐步削弱后，通过技术、组织和制度创新，形成以提升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为重点的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三是适应中国经济规模扩大的变化，在对外经济关系诸多领域进行必要调整，以应对国内外都不适应的问题。
（三）发展战略的选择
1、扩大内需战略
扩大内需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我国需要长期实行的基本战略，继续推动消费结构升级，以带动需求扩大，重点是保持居民住房、汽车等消费的持续增长，保持城市化的持续推进。在“十一五”期间，有人说速度问题不是问题。我认为，这点不宜太乐观。当然我们总体上可以保持一个比较高的增长速度，但是如果说我们一些政策在工作时落实不到位的话，可能也会出现内需不足的状况。毕竟从1998年开始，我们曾经有过5年的内需不足，实际上在那个时候中国增长潜力比现在还要大得多。在鼓励中高收入阶层消费结构升级的同时，要通过多种途径扩大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
在产业选择上，让各种有条件发展的产业都发展起来，不要轻言某个产业不能发展。这既有利于扩大内需，也有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其实中国在目前经济发展的这个阶段，就应该发展得多层次些。如在一个省内，各种各样的产业都有其发展起来的可能，包括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高科技产业、重化工业、轻工业，都有发展空间。但同时还要注意不能污染。就产业而言，是没有什么不能发展的。
2、自主创新战略
为什么技术自主创新讲了这么多年尚未取得大的进展？创新要能“创”起来，其实有几个条件：
一是市场需求。在我们过去低成本增长的模式中，以较低的需求和产业结构为背景，市场需求不旺盛，生产成本低，所需要的大多数成熟的工艺技术可以通过引进来解决，所以前些年我们是先搞自主创新，还是先占市场呢？企业还是觉得应该先占领现成的市场。最近，随着要素成本的上升，若再搞低档次的东西，就不划算了。“什么地种什么粮。”当地便宜时，就种便宜的粮食；当地贵时，就要种高价的粮食。现在，便宜的地不便宜了。实际上对价格比较高的技术还产生了需求。
二是大规模制造能力和产业配套条件的形成与改进。大规模制造能力能分担研发成本，国际上大的跨国公司搞研发若能搞起来，它一定有一个相当大的制造业规模作基础。这样才能分担成本。但若没有配套条件也是不行的。
三是开放性研发体系。能够组合全球科技资源开发性的研发体系。现在说的“自主创新”不是关起门的，而应是全球化的吸纳。如有些东西可以直接就买进来了，有些是自己与别人合起来搞成的，有些就完全是我自己的，还有些就是我把几种方式组合起来了。企业完全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市场的情况，做什么由自己来决定的。
四是企业成为负责任的、有长远眼光的创新主体。企业若要搞研发，企业负责人必须是负责任的、有长远眼光的，因为企业负责人必须考虑五年、十年以后的事情。我们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条件。现在企业搞研发需要相当大量的投资，投入后两三年甚至五年、十年还不见成效，且还有失败风险。另外，成果五年、十年以后出来，他可能就不在这个位置上了。我国现在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国产装备卖不出去，反而是民营企业很愿意用。因为这些装备一是便宜，二是也没有想利用购置这些设备可以出国考察，三是愿意承担使用这些装备时可能出的问题。这些条件，目前我们有的已经初步具备，有的部分具备，有的还需要作出积极的努力。在此方面，政府对促进自主创新要有更多作为。
3、资源节约战略
战略要点是明确的，如提倡节约优先、增加供给、优化结构、环境向好等，最为可行、最容易见到成效的是加强资源节约。若加强节约，则能省1/4资源。我们当前大量的浪费现象，若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把浪费能减少一定比例，这个量是相当大的。解决这个问题有两个关键性问题：一是让价格起作用，促进节约、刺激供给和技术创新。人类的生产活动从来都是在资源约束下进行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的供给实际上价格的问题。现在，我们有些高耗能的产品出口，中国本身能源缺乏，而为什么这些高耗能的产品出口有利可图呢？这就是因为我们的电价太低、污染不治理，本应由企业承担的治理污染的成本变成了企业的利润。所以，提高资源的价格，可以有效促进节约、刺激供给和企业的自主创新，有效解决资源的供求平衡问题。而且价格一旦起作用，各种各样的替代产品也就研制出来了。二是让政府的社会性管制起作用。政府管制分为经济性管制和社会性管制。经济性管制是指管投资、管项目、管企业。社会性管制则主要是管安全、能耗、环保和相关技术标准。政府应逐步弱化经济性管制，不断强化社会性管制。
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深化改革，进一步推动资源价格的市场化，资源价格能够由市场决定的，要尽可能地交给市场。在存在大宗、长期资源交易的情况下，如电力企业与煤炭企业之间的电交易，铁矿石企业与钢铁企业之间的矿石交易，应鼓励企业通过参股、联营、订立长期合约等方式，形成长期稳定的供货关系。对不能或不能完全由市场决定其价格的某些垄断性、基础性的资源产品，政府的价格管制要形成能够灵活调整、透明度高的机制，以尽可能接近地反映资源稀缺程度。总的来讲，就是要让价格来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这时资源短缺问题就可以得到平衡解决。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资源观？据有关研究，即使考虑到中国发展的需要，从全球范围看，石油供求在今后二三十年的时间内是基本平衡的；铁矿石的储量也是够用的。上世纪70年代，随着发达国家逐步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对铁矿石的需求逐步地减少，所以铁矿石的价格典型地一起向下走。近两年，因为中国的需求，铁矿石的价格又开始往上走了。现在国际上铁矿石的生产差了一点，并不是因为没有矿藏，而是因为生产能力不够。若要搞一个新的铁矿开采企业，投资需要10亿美元。国外投资者看不准中国的发展需求，所以正在联合中国企业一块投资。但若只是从供求平衡上讲，倒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
资源输出国并不希望价格高起来，因为将刺激和加快国际上的重大技术变革。国际上对能源问题，有基本的看法，包括石油和煤炭、化石燃料基本上够用的时间也就是四五十年左右，从全世界来讲，可能就差不多了，当然每个国家也不一样。我们一定要发现一个新的独立能源，目前希望最大的就是受控的热核聚变。最近，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个国家一起在研究。据说，这个能源已受发达国家的控制，一直要控制到石油和煤炭用得差不多时，才出现重大突破。但若能源价格过高，消费国受不了的话，则会加快消费国的研发。一旦受控的热核聚变研发成功后，就可以成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石油输出国也就马上贬值了。他们也不愿意这样。现在，包括燃料电池等替代产品都在研发。
人类自从进入工业化以后，还没有一个进入工业化进程的国家由于能源问题而中止了发展的步伐。认为中国资源消耗多而不应或不能发展，是没有根据的，对中国也是不公平的。即使中国的发展对全世界的能源产生了影响，但也不仅是中国来承担这个责任。因为美国也是全球消耗能源相当大和相当浪费的国家。当时美国发展时也消耗了全球相当多的资源，我们现在不能说是为了照顾美国的情绪，就说中国不发展了，或减慢发展速度。这是不公平的，就是从人权上来讲也是讲不通的。中国应该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美国也应该建立。
4、稳定增长战略
对那些处在先导位置的竞争性的行业来说，低地价（甚至零地价）、低电价、低人价（不提供劳动保护条件、社会保障等），生产要素的价格被人为地压低，这将刺激投资者的过度进入。如电价的问题，若电价合适或相当程度的高，有些项目上不了的就不上了，这有利于防止投资者的过度进入。中国当经济增长速度稍微快一点时，就会出现基础部门，如煤电油路的紧张。这已不是现在才紧张的，而是在上世纪80年代，煤电油路的供给就相当紧张。其中最厉害的是铁路的运输。中国现在不缺钢轨、不缺水泥、不缺石子、不缺劳动力、不缺造铁路的技术、不缺资金，那为什么铁路运力紧张？中国现在几乎什么供给都不需要排队，只有铁路运输甚至有时只能满足30%的运力。这实际上就是因为行业的垄断，没有放开竞争。先导产业、竞争性行业过度进入，而基础行业又进入不足，一头太多、一头太少就导致了这种结构的失衡和内在的不稳定。
中国经济存在着一种波动较大的循环：消费结构升级－新的生产部门形成或扩大－中间投入品增长－基础部门供给不足－通货膨胀或短缺－紧缩性宏观调控－增长速度膨胀部门生产能力过剩。为此应重点推进两个方面的改革：纠正人为压低要素、环境成本的行为，改革政府投资体制；加快推进基础行业特别是铁路运输行业的改革和升级，重点是打破垄断，引入竞争，引入新的投资者。
5、金融改革战略
我国的金融改革是在与时间赛跑。也就是说，在增长速度显著地持续地降低以前，我们应该有一个比较健康的金融体系，解决我们金融体系中存在的大的问题。若不是，则发达国家出现过的繁荣以后的危机，中国能否避免就很难说了。
改革有几个方面，包括加快银行体系改革，重点是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在按照加入WTO承诺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加大金融体系对内开放，特别是对非国有经济开放的力度，重点解决中小企业、高科技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改变过度倚重银行融资的状况，加快金融结构调整。抓紧解决困扰证券市场发展的深层体制问题，恢复调控市场的正常功能，扩大债券在融资结构中的比重。
6、开放升级战略
中国现在是经济贸易大国，内外都不适应，所以我们要进行开放升级战略：
一是要实行适度的“角色转换”。由过去比较被动地适应国际环境，转向一定程度上影响国际环境；由过去主要是适应规则，转向在最大程度上参与制定规则，在国际货币汇率、贸易、投资、金融区域等经济领域发挥更为突出、积极主动的作用；在某些领域、某些时候还要发挥主导性作用。在国际经济事务中树立积极的、负责任的经贸大国形象。
二是在对外贸易活动中，要强调自由贸易、公平竞争。从历史上可以看到，凡是高高举起自由贸易大旗的国家，经济都是处在上升阶段，在国际贸易处于强势地位，这一个是理念问题，另一个是国家利益问题。中国在这个阶段，应该高高举起自由贸易的大旗。美国实际上是最讲自由贸易的国家，但在贸易磨擦中间它也扮演了贸易保护的角色。我们肯定要维护国家利益，但从道义上讲，也一定要把自由贸易大旗举得很高。中国现在确实是典型的发展中国家，过多强调自我保护对发展是不利的。
三是中国对初级产品需求的增长，带来的不是威胁而是机会，有可能在多方共赢的基础上解决初级产品供求平衡问题。最近，国际上有些舆论，说中国消耗资源过多，是不是造成威胁，等等。这个问题要深入分析，至少从我们自己来讲，不能这么说。事实上，像刚才举的例子，国际上铁矿石的提供国包括巴西、南非、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家，他们很希望中国用他的东西，甚至给他们提供了很多的发展机会。以共赢为前提进行合作与发展，这也是我们处理国际事务的一个原则。
四是着眼于全球产业分工链条中位置的提升，吸引外资政策应当更加明确地将重点放在技术引入、传播和创新上。
五是积极而谨慎地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走出去”是一个基本的战略，而且不论从我们的外资储备、目前生产能力的过剩方面，还是我们国际化的程度来看，应该说我们现在“走出去”的条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张瑞敏同志讲得好，我国的企业要“走出去”，还要“走进去”，更要“走上去”。“走进去”是与别人融合在一起，“走上去”就是你要向高端发展。这“三步走”还不容易，最近国内有几个比较大的跨国并购案：TCL并购汤普森，联想并购IBM……这都反映了一个动向：中国的企业要“走出去”。但我想还是要谨慎，有些企业在国内都搞得不太好，甚至一塌糊涂，还要跨国兼并做得比较好，这是很难的。现在有些地方“走出去”，实际上是“逃出去”，这问题也要注意。参与国际分工“走出去”是大势所趋，我们的条件也很好。有人建议，我们的外汇储备比较足，如果是购买美国的国债，还不如去购买美国的企业。但是，我们应首先在国内将我们的企业经营得比较健康，比较有竞争力，然后再出去。